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何况，考茨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考茨基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考茨基在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在世界上建立的时候，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拓荒性地提出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有见识的。这一命题被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这一命题，反驳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在反驳考茨基时，还反复斩钉截铁地断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这样说的理由是：在苏维埃国家里，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民主了百万倍；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关开支小、灵活，群众享有推选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建设国家的自由。
列宁的反驳，没有举出任何法律性的根据，不仅显得有些武断，而且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印刷所、纸张，就能保证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了吗？苏维埃政权夺得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就能保证人民群众有集会的自由了吗？至于，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成了橡皮图章之后，非地方性的苏维埃间接选举，还能有什么意义呢，“百万倍”又从何说起呢？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早已反复证明：保障民主，保障公民能自由地行使选举权，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民主权利，关键在于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健全相应的制度。问题正如考茨基所说：“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把官僚机构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后来，苏联的历史事实表明，由于列宁根本没有考虑和制定“制服国家政权绝对权力”的制度，以致专制主义像揉了发酵粉似地膨胀起来。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后来苏联的历史证实，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
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又把无产阶级专政归结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认为，列宁这两篇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有指导性作用，并且影响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构成了列宁主义的核心。应当说，列宁的这两篇著作，列宁主义的这一核心内容，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有实质性影响的。
列宁的优点是讲求实际，能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迅速改变和采取新的方针政策。由于列宁有这一突出优点，因而能使苏维埃国家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列宁过于讲求实际，以致在实现方针政策的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忽略了理论认识上的必要清理。斯大林模式从本源上说，就是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列宁这方面的问题，同样表现在1917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前夕，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立即收起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接过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却没有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如果能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的话，也许不会一年后就实行粮食征收制了；或者至少在几乎无偿地夺取农民粮食的时候，不至于把农民说成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吧！
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权力又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对此，列宁是有所觉察的，并产生忧虑了。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口授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对于这一关系苏联国家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问题，怎么解决呢？经过11天的慎重考虑，1923年1月4日，列宁特意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作补充，即：提出解决那个大问题的方案。列宁的方案是：“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人，而不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用制度法律来约束权力。列宁死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名称的多次改变，不做说明）开过会，研究过列宁的意见，但是找不出符合列宁要求的、可以替换斯大林职位的人，所以只好让斯大林继续担任下去。其实，列宁对长期以来在他身边的亲密战友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找不出这样的人；列宁知道，这样的人只有他自己，可是他已不久于人世了。退一万步说，假设找到这样的人，但是“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之后，谁又能担保“掌握了无限权力的人”永远都不变呢？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指拟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作者注）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因为列宁看到，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变成臃肿不堪、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怎么变动呢？列宁的方案是：“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看！列宁想到的还是人员的更换、增减。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列宁还是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列宁为苏联设定的是走人治的道路，而不是走法治的道路。
不错，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列宁是有一些关于向社会主义民主制过渡的设想。但是，由于列宁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制度创新，他的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过渡的设想，实际上只是某种人治性的政治虚构。
再说说关于斯大林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追根溯源，也与列宁有一定的关系。十年前，我曾经写过题为《关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定位》的文章（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其中谈及苏联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与列宁是有一定关系的。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朗—些。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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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这一命题，反驳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在反驳考茨基时，还反复斩钉截铁地断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这样说的理由是：在苏维埃国家里，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民主了百万倍；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关开支小、灵活，群众享有推选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建设国家的自由。
列宁的反驳，没有举出任何法律性的根据，不仅显得有些武断，而且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印刷所、纸张，就能保证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了吗？苏维埃政权夺得了宫殿、公馆、地主宅邸，就能保证人民群众有集会的自由了吗？至于，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成了橡皮图章之后，非地方性的苏维埃间接选举，还能有什么意义呢，“百万倍”又从何说起呢？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早已反复证明：保障民主，保障公民能自由地行使选举权，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民主权利，关键在于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健全相应的制度。问题正如考茨基所说：“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把官僚机构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后来，苏联的历史事实表明，由于列宁根本没有考虑和制定“制服国家政权绝对权力”的制度，以致专制主义像揉了发酵粉似地膨胀起来。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后来苏联的历史证实，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
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又把无产阶级专政归结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认为，列宁这两篇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有指导性作用，并且影响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构成了列宁主义的核心。应当说，列宁的这两篇著作，列宁主义的这一核心内容，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有实质性影响的。
列宁的优点是讲求实际，能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迅速改变和采取新的方针政策。由于列宁有这一突出优点，因而能使苏维埃国家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列宁过于讲求实际，以致在实现方针政策的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忽略了理论认识上的必要清理。斯大林模式从本源上说，就是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列宁这方面的问题，同样表现在1917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前夕，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立即收起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接过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却没有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如果能从理论认识上作必要的清理的话，也许不会一年后就实行粮食征收制了；或者至少在几乎无偿地夺取农民粮食的时候，不至于把农民说成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吧！
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权力又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对此，列宁是有所觉察的，并产生忧虑了。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口授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对于这一关系苏联国家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问题，怎么解决呢？经过11天的慎重考虑，1923年1月4日，列宁特意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作补充，即：提出解决那个大问题的方案。列宁的方案是：“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人，而不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用制度法律来约束权力。列宁死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名称的多次改变，不做说明）开过会，研究过列宁的意见，但是找不出符合列宁要求的、可以替换斯大林职位的人，所以只好让斯大林继续担任下去。其实，列宁对长期以来在他身边的亲密战友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找不出这样的人；列宁知道，这样的人只有他自己，可是他已不久于人世了。退一万步说，假设找到这样的人，但是“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之后，谁又能担保“掌握了无限权力的人”永远都不变呢？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指拟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作者注）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因为列宁看到，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变成臃肿不堪、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怎么变动呢？列宁的方案是：“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看！列宁想到的还是人员的更换、增减。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列宁还是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列宁为苏联设定的是走人治的道路，而不是走法治的道路。
不错，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列宁是有一些关于向社会主义民主制过渡的设想。但是，由于列宁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制度创新，他的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过渡的设想，实际上只是某种人治性的政治虚构。
再说说关于斯大林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追根溯源，也与列宁有一定的关系。十年前，我曾经写过题为《关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定位》的文章（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其中谈及苏联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与列宁是有一定关系的。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朗—些。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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