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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为了推翻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集中统一,不同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俄国革命党。列宁不惜党的分裂,反复强调:“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把领导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于拥有杰出的领袖,即人数极少的职业革命家。革命就是由这人数极少的“职业革命家”,依靠或者说通过有严格组织纪律、集中统一的党,领导、指挥群众,去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社会主义新国家。这样,无论从理论上说,或者从革命事业的实际要求看,党的领袖,也即极少数“职业革命家”,怎么可以,又怎么可能实行任期制呢?十月革命的胜利,确实也是列宁建党学说和实践的胜利。
  
  问题在于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国家建立后,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了。苏联共产党履行国家执政党的行政职能,和先前只履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职能,已有了很大区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党要实现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苏联共产党从革命党到国家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从观念到方针政策包括方方面面,不管怎样,任期制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惜,列宁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而实践上又开了另一种先例。
  
  1922年5月,列宁中风,12月又第二次中风,造成半身瘫痪,语言障碍,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严禁列宁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的是能延续他那脆弱到了极点的生命。由于列宁自己的一再坚持,医生勉强同意每天给予5-10分钟的口授时间。列宁自知生命之火将会随时熄灭,为了党的巩固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着重考虑了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圈的团结,以及党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并对占全国人口800/0的农民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列宁生命最后这段时间来看,应当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列宁的意识是完全清晰的;二、列宁主要是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考虑的都是关键性问题,对身边的这几个“职业革命家”,嘱咐得很具体、细致、深远。可是,列宁恰恰没有任何辞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表示。那就是说,列宁是明确自己将终身任职的。或者说,列宁根本没有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应当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的意识。而这和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期的建党、建国思想是一致的。
  
  我在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说:“由此引发历史的联想,即:1797年3月,胜利地领导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华盛顿总统,二任而退。华盛顿的榜样成为后来的美国宪法条文,因为1787年美国宪法只规定每任总统任期为四年,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在美国历史上,除罗斯福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情况而四任总统之外,无一总统任期超过8年。1947年,美国第80届国会提案,将总统连任限定为两届,1951年获批准,成为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华盛顿和列宁是分别把各自的国家推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巨人,由于时、空条件不同,他们虽然都是通过革命战争建立新政权的领导者,但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的思考和方式却不同。这里,无意将列宁和华盛顿做历史的类比,而只是提出一种疑问,即:列宁是否也无意之间开了另一种先例。”当然,列宁当政时期,苏维埃国家尚处于初创阶段,何况党的核心领导成员都正值盛年,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还没有把任期制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列宁在创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当共产党成为一党执政的国家的执政党之后,从观念到实践,根本就没有领导职务也要有任期制的考虑。(WWW.FWSir.cOm 请保留本网址)可见,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不完全是斯大林开创的,这是历史事实。
  
  至于“三制”的第三制,我以为与其称之为“指定接班人制”,不如称它为“选定接班人制”,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一些。我之所以认为应当称之为选定接班人制,是因为列宁在对后事的考虑和安排中,重要的就是选择、挑选接班人。列宁以后的苏联历任最高领导人,即使像勃列日涅夫是通过类似宫廷政变的密谋方式上台,但也是被“选”中的。只是苏联接班人的那种“选”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堪称是“独特的风景线”:没有法定程序、范围、条件,即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接班人公开亮相前的绝对保密,“选”接班人的整个过程全是暗箱操作,“选”接班人充满神秘性。但是,无论怎么说,接班人是“选”出来的。这个“选”,包含有挑选、遴选、选择等含义,反正不是依法、民主选举的“选”,也不是指定的。这里,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列举种种历史事实,论证这种“选定接班人制”也不是斯大林首创的。
  
  学术界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诸多因素时,往往会强调俄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俄国专制主义传统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确实有影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列宁和列宁时期的苏联,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也有其内在的关联性。我从事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比较低,追求的是: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高放教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这是我不敢企望的。我基本上也从事苏联历史研究,觉得上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是与列宁和列宁时期的苏联相背离的产物。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不能脱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自然也应包括对列宁以及列宁时期的反思。我读完《通鉴》,发现全书连2万余字的“记事说文”,也竟无一句提及列宁与列宁时期的苏联所应当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引以为鉴的东西,不免认为是《通鉴》的一大遗憾。不过,由于功力较浅,我的看法当然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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