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作者/叶书宗
内容摘要高放教授终生从事苏联历史教研工作，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把60年跟踪研究的感悟，概括为十个要点，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我完全赞同该书关于苏联是自我葬送的结论，但在怎样理解苏联是自我葬送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创立者列宁，在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意识到角色的转换，一如既往地将革命党的意识、观念，作为国家、社会的体制构建的指导，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因此，如果资政的话，切不可把列宁时期奉为社会主义的完美代表。
关键词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法律约束政权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高放教授的新著《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阅读、咀嚼<鉴》，在重温苏联历史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言词恳切。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才，中央人民政府即于1950年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时年23岁的高放先生，就进入这所知名的高校，开始了他终生所从事的马列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1年，意气风发的高放先生就在当时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并一直跟踪研究苏联历史。2011年，84岁高龄的高放教授，在《同舟共进》月刊上，发表《中间阶层的历史景象与社会主义未来胜景》，先后恰好跨越60年。对此，高放教授自己动情地说：“当今在我国学术界，能够从1950年起在长达一个甲子之久的时间内不断发表评析苏联兴亡文稿的，我是唯一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确实，高放教授学术青春永驻，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着实令人肃然。更为可贵的是，在这6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高放教授的研究领域既相当宽泛，又深入细致，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等学科，都有深湛研究，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多有真知灼见。
由于研究深入，性情本真，所以能见解独到。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人的解放学”，仅用5个汉字，就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此言简意赅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若非秉承追求真理的勇气，脚踏实地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体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系统地了解近代欧洲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焉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
高放教授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20本书和400余篇文稿，确实称得上是著作等身。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通》就是他从近百篇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稿中，精选出66篇，汇编而成。《通鉴》的特色还在于每篇文稿之末，均写有几百字的“记事说文”，点明本文的写作意图、发表在何处、社会反响，以及如今的认识和补充，等等。我在阅读《通鉴》时，特别关注“记事说文”。我以为，《通鉴》总共近20000字的“记事说文”，既是高放教授对60年学术研究历程的自我反思，又有对各种问题的新理解、新补充。正是由于有“记事说文”，使《通鉴》虽是精选自以往的66篇文稿，却是一部完整的“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别具只眼、别树一帜”的学术新著。
高放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走进苏联历史研究这座学术殿堂，实有赖高放教授的指引。1961—1964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入学时称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那年，该专业共招收1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曾是高放教授的合作者的高敬增等在内的5名本系应届毕业生。开学不久，高敬增等5人另组成导师制的“研究生小组”，我们7人当时则习惯地被称作“七人班”，单独授课，听老同学们说：高放老师不久前挨过批判，但是同学们几乎都把他奉为偶像。那三年，我虽然未能聆听高放老师讲课，但我始终以高放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拙作《马林科夫为什么辞职》（刊于《国际共运》1984年第5期），即得到高放教授的提携。以往，我零星地读过高放教授的一些著作，也有幸与高放教授一起参加过几次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又细读了《通鉴》，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孜孜以求，终生不舍”的赞词敬献给高放教授，绝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奉承。
60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毕竟是很长的时段。特别是在1951—2011年的这60年里，人类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这60年的变化之大、经历之艰、感触之深，对于亲历这个时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来说，感慨就更深、更多了。
就作为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苏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从思维方式到话语体系，几乎都被训练得像队列操练般地机械、整齐、划一。正因为此，以致学术领域的独立见解，真的比现在寻觅野山参都难上加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虽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学者几乎都心照不宣，不敢涉足学术领域那些禁区。苏联历史就是诸“禁区”中的险中之险。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读书时，就想研究苏联历史，但不敢涉险。“文革”期间，我钻进苏联历史领域，基本上也是做些资料积累工作。高放教授却不然，从1951年开始就敢为人先，研究苏联历史，并且敢于直言自己的见解。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文革”前就被学生们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当然，高放教授也有“左”的思想观点，则是完全自然而又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没有“左”的思想观点，倒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高放教授研究苏联历史，着意于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明鉴苏联兴亡之道，以促进中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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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书宗
内容摘要高放教授终生从事苏联历史教研工作，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把60年跟踪研究的感悟，概括为十个要点，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我完全赞同该书关于苏联是自我葬送的结论，但在怎样理解苏联是自我葬送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创立者列宁，在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意识到角色的转换，一如既往地将革命党的意识、观念，作为国家、社会的体制构建的指导，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因此，如果资政的话，切不可把列宁时期奉为社会主义的完美代表。
关键词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法律约束政权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高放教授的新著《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阅读、咀嚼<鉴》，在重温苏联历史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言词恳切。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才，中央人民政府即于1950年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时年23岁的高放先生，就进入这所知名的高校，开始了他终生所从事的马列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1年，意气风发的高放先生就在当时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并一直跟踪研究苏联历史。2011年，84岁高龄的高放教授，在《同舟共进》月刊上，发表《中间阶层的历史景象与社会主义未来胜景》，先后恰好跨越60年。对此，高放教授自己动情地说：“当今在我国学术界，能够从1950年起在长达一个甲子之久的时间内不断发表评析苏联兴亡文稿的，我是唯一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确实，高放教授学术青春永驻，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着实令人肃然。更为可贵的是，在这6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高放教授的研究领域既相当宽泛，又深入细致，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等学科，都有深湛研究，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多有真知灼见。
由于研究深入，性情本真，所以能见解独到。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人的解放学”，仅用5个汉字，就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此言简意赅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若非秉承追求真理的勇气，脚踏实地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体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系统地了解近代欧洲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焉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
高放教授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20本书和400余篇文稿，确实称得上是著作等身。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通》就是他从近百篇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稿中，精选出66篇，汇编而成。《通鉴》的特色还在于每篇文稿之末，均写有几百字的“记事说文”，点明本文的写作意图、发表在何处、社会反响，以及如今的认识和补充，等等。我在阅读《通鉴》时，特别关注“记事说文”。我以为，《通鉴》总共近20000字的“记事说文”，既是高放教授对60年学术研究历程的自我反思，又有对各种问题的新理解、新补充。正是由于有“记事说文”，使《通鉴》虽是精选自以往的66篇文稿，却是一部完整的“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别具只眼、别树一帜”的学术新著。
高放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走进苏联历史研究这座学术殿堂，实有赖高放教授的指引。1961—1964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入学时称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那年，该专业共招收1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曾是高放教授的合作者的高敬增等在内的5名本系应届毕业生。开学不久，高敬增等5人另组成导师制的“研究生小组”，我们7人当时则习惯地被称作“七人班”，单独授课，听老同学们说：高放老师不久前挨过批判，但是同学们几乎都把他奉为偶像。那三年，我虽然未能聆听高放老师讲课，但我始终以高放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拙作《马林科夫为什么辞职》（刊于《国际共运》1984年第5期），即得到高放教授的提携。以往，我零星地读过高放教授的一些著作，也有幸与高放教授一起参加过几次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又细读了《通鉴》，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孜孜以求，终生不舍”的赞词敬献给高放教授，绝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奉承。
60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毕竟是很长的时段。特别是在1951—2011年的这60年里，人类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这60年的变化之大、经历之艰、感触之深，对于亲历这个时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来说，感慨就更深、更多了。
就作为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苏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从思维方式到话语体系，几乎都被训练得像队列操练般地机械、整齐、划一。正因为此，以致学术领域的独立见解，真的比现在寻觅野山参都难上加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虽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学者几乎都心照不宣，不敢涉足学术领域那些禁区。苏联历史就是诸“禁区”中的险中之险。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读书时，就想研究苏联历史，但不敢涉险。“文革”期间，我钻进苏联历史领域，基本上也是做些资料积累工作。高放教授却不然，从1951年开始就敢为人先，研究苏联历史，并且敢于直言自己的见解。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文革”前就被学生们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当然，高放教授也有“左”的思想观点，则是完全自然而又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没有“左”的思想观点，倒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高放教授研究苏联历史，着意于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明鉴苏联兴亡之道，以促进中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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