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金制度改革及其引发的思考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竞争优势是事关一国或一个地区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已引起了有关各方，尤其是监管当局及证券交易所的高度关注。回顾最近几年世界主要证券市场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甚至目前香港证券市场正在进行的关于延长交易时间的讨论，目的均在于提高证券市场的竞争力。明显地，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从固定制到自由制的佣金制度改革之路

　　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降低交易税率和佣金费率。可以说，这方面正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进行交易成本改革的一个主要考虑。当然，税率与费率方面的降低对于吸引中小投资者，从而促进市场交投活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些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的新兴市场，或者说以散户为投资主体的市场而言，交易税费方面改革的意义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中小投资群体对由交易税费导致的成本变化较为敏感，或者说有弹性。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包括投资者结构在内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把我国证券市场置于世界证券市场这个大的格局中，很明显，税费降低的效应将显著减小。这是因为税费仅仅构成了证券总交易成本的较小部分。由于这些成本是可见的，因此比较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而其他很多涉及税费改革以外的效率增进措施经常受到忽视。这些效率增进措施包括增加交易系统以供不同的投资者选择、提高交易信息的可获得性、提高交易信息的持续性与真实性等方面。

　　佣金制度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进行交易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始于2000年下半年，随着国内部分券商明确表示下调交易手续费，标志着“返佣现象”的公开化。尽管当时因缺乏相关法规的认同与支持，佣金费率下调风波暂时得以平息。但是，“返佣”风波充分表明，必须对原有的佣金制度进行改革。

　　1、佣金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

　　综观国际证券市场佣金制度变迁的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从管制到放松，佣金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固定佣金制到自由佣金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尽管因各国证券市场佣金制度变迁存在初始条件的差异，从而导致变迁路径的不同，但是，佣金制度变迁的国际比较显然可以为我国证券市场进行佣金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随着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证券市场佣金制度基本经历了从固定制到自由制的结构变迁。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佣金制度改革首先始于美国证券市场。1975年5月，美国对传统的佣金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固定佣金制度，实行协商佣金制度。在美国的示范效应下，同时伴随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世界范围内传统的佣金制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制度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英、澳、意等发达国家逐步启动了佣金制度自由化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佣金制度自由化的趋势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尤其是新兴证券市场上，诸如新加坡、韩国、香港等。技术的进步以及网上交易的兴起，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了佣金自由化的进程。

　　比较世界主要证券市场的佣金制度，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是佣金自由化已经成为佣金制度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世界主要的27个证券交易所中，主要实行两种佣金制度：一种是实行完全的佣金自由协商，另一种实行规定费率或区间范围内自由协商。在实行佣金自由化的证券市场上，一般而言，大宗交易的佣金标准相对较低，而在实行固定佣金制的证券市场上, 也存在采取按照交易额的大小递减收费的方式。同时，佣金的收取与交易品种有关，并随交易品种实行一定比例的折扣。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佣金制度改革，佣金制度变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佣金自由化趋势，二是佣金费率与交易数量呈现负相关，三是佣金平均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2、影响佣金制度改革的因素

　　考察佣金制度改革，必须结合历史时期的金融环境，将其置于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中进行研究。佣金自由化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推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分析，影响佣金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有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制度、技术、市场结构等因素。

　　金融创新是影响佣金制度变迁的首要因素。事实上，佣金制度的这种变迁，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金融创新浪潮的继续，是金融创新在证券交易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博奕的角度而言，佣金费率是投资者与投资银行相互博奕而引致的均衡交易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佣金存在的理由在于，证券经纪机构在提供经纪业务上存在的规模经济节约了单个交易的成本。影响均衡成本的因素包括技术、投资者的偏好和理性程度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技术出现了显著的进步，投资者的视野和理性得以明显增进，而且更加倾向于获得个性化的所谓“柔性服务”。这些方面的变化导致均衡成本曲线向下移动。这提供了作为主要创新主体的投资银行与投资者进行重新博奕确定新的均衡价格的可能。证券监管机构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对新的游戏规则的确认。

　　金融监管的变化为佣金制度变迁提供了制度环境。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金融市场的汇率、利率波动加大，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同时，实体经济增长减缓，金融资本出现相对过剩，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规避风险，拓展利润空间，金融机构对通过金融创新逃避既有的监管框架存在强烈的偏好。金融创新呼唤金融监管从管制走向放松。80年代以来，放松金融管制更是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可以说，佣金制度从管制到放松，正是因应金融监管制度这种变化大趋势的。
　　技术进步加速了佣金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对于降低成本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技术进步日益对传统的证券交易方式提出了挑战，并深刻地影响了交易制度。重大的变化来自电子、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技术变革，电话委托、网上交易等新型交易方式则是其直接产物。

　　市场结构与佣金制度变迁的关系。由于佣金自由化导致证券经纪收益降低，因此从券商的角度而言，推动佣金制度变迁的激励在于追求市场份额的提高及由此增进的收益。所以，垄断市场结构是佣金自由化的一个结果。透视佣金制度变迁轨迹，垄断竞争更有利于推动这个过程。在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存在推进佣金制度变迁的有效激励，对垄断收益的稳定预期及对“搭便车”行为的一定约束。由于对金融制度创新较难实施专利制度，因此在创新主体对创新收益不享有独占性，及模仿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将导致“搭便车”行为的大量发生。垄断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仿的门槛，即提高了进入壁垒。这种市场结构提供了一种推进佣金制度变迁的较为有效的激励设计。

　　3、必须规范我国佣金制度改革

　　日前，中国证监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在降低证券交易成本的改革中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看，基本具备了逐步推进佣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条件，可行的选择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存在两种主要的过渡方式：一是佣金分级制度，在目前交易费率3.5‰的基础上，根据投资者开户资金与交易额的数量，制定若干不同等级的收费标准，基本原则是交易量与佣

金成反比。二是浮动制，即规定最高或最低佣金收取费率，在此基础上具体收费标准由投资者与券商协商决定。比较而言，第二种方式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从长远看,佣金的完全自由化是我国佣金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在稳定现有实际佣金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大宗交易的佣金限制,是我国佣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实行渐进式佣金市场化的进程中，在注重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予以关注的问题包括：

　　首先，加强金融监管。实施佣金市场化改革后，券商的经营风险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证券监管,确保券商稳健经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完善和健全证券公司内控机制,着力提高其风险分析、预测和规避能力。

　　其次，避免恶性竞争。佣金自由化必将导致佣金费率的下调，从而导致券商经纪收入下降。根据统计，1996年、1997年、1998年我国券商佣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1.2％、38.4％、36％。这表明我国券商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对佣金收入的依赖度较高。因此，我国券商的抗风险能力较为有限。从已发生的“返佣”现象看，佣金改革有发生恶性竞争的可能。因此，在积极稳妥推进佣金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我国券商整体的运营成本，考虑券商的承受能力，避免重蹈彩电行业价格战的覆辙。

　　最后，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改革，为佣金制度的完全自由化创造宽松的配套条件。佣金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依赖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取决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成熟程度，取决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佣金自由化是金融自由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佣金自由化仅在整体金融自由化的诸多环节相互协调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构成上看降低证券交易成本的空间

　　如果说用佣金、税收等税费方面的成本降低措施是一种普惠式改革的话，因此受到全体投资者的青睐，那么税费以外其他方面的成本降低措施主要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重视。这是因为这些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隐性交易成本而言的，而隐性成本构成了总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在美国等发达证券市场上，存在多种主要针对各种机构投资者需要的交易系统。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对散户投资者而言，无论是从持有的股票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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