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

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ｐáｎ＠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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