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平等：赫伯特.席勒访谈录

　赫伯特·席勒是批评家，他是以明确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来论述媒介的。他一直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席勒因其《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和其他一些关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著作而闻名于世。人们把席勒定位成一名调解者，即介于诺尔曼·乔姆斯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媒介分析和内尔·波斯特曼更加保守的道德批评之间的一名调解人。席勒兼有两人的某些要素。……幸运的是，对大公司进行唯物主义批评始终都是恰切的，席勒的新著《信息不平等：美国社会危机的加深》的批评也是恰切的。该书论述的话题有这样一些：文化工业的选择机制、对于公共财产诸如学校、图书馆和选举权等的出售、“资料剥夺”、攫取观众的特殊效果、美国流行文化的全球法则、以及信息死角，即“最后的死胡同。最近，赫伯特·席勒在法国Le Monde Diplomatique杂志上撰写了一篇论述因特网和社会排他性的最新批评。下面这次访谈是在慕尼黑进行的，即1997年2月20日在这里召开的“因特网与政治”会议期间进行的。
罗温克：能否告诉我们一些赛博空间（cyberspace）之前的历史？你第一次遭遇赛博意识形态（cyber ideology）是在什么时候？

席勒：最早之一是丹尼尔·贝尔，他著有《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和《后工业社会》（‘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他看来，生产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数信息领域里的服务。贝尔还并没有开始讨论到赛博空间。但其他人则又以他为起点，开始了谈论“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即后工业社会。另一个人就是阿尔温·托夫勒。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在70年代早期已写到了这些趋势。贝尔和托夫勒成为了毫无疑问的基础，那时，也未遭到任何显著的批评。虽然有精英批评托夫勒大众化的写作风格，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因此，贝尔和托夫勒都各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些著作的电子基础是相当晚近的事了。作为一种学术传播网络，阿帕网（ARPANET）和因特网到来之前，它们并未得到极大的注意。它们突然爆发而到达了比原来多得多的一般公众那里，这也就还不到十年时间。我认为，这种发展非常细致地受到了某些一致公认的力量——诸如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府机构——的培植。国家基金会向个人重要的资助来开发软件。这就是一种审慎的促进和鼓励。它决不是随心所欲的、偶然的，或者无计划的。
罗温克：马歇尔·麦克卢汉又是怎样进入到这幅图景中来的呢？
席勒：麦克卢汉崛起来了，他得到了媒介本身的极大注意。媒介喜欢麦克卢汉，因为出于一种自恋般的兴趣，他对于媒介问题给予了强调。媒介发现有人使它们显得极其重要。不过，我并不把麦克卢汉看作是赛博空间的预言家，他与当前谈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切合之处。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比如《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麦克卢汉还多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社会批评家。但随后，他就进入到了一些秘而不宣的领域之中。
罗温克：乔治·吉尔德相信，不久以后，旧有的大众传媒垄断集团就将崩溃，因为所谓的交互式的、点对点的媒介具有向个人赋予权力的可能性。你对大媒介公司的批评与此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席勒：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四处环顾。你看见有什么显示出来了吗？垄断集团比原来更其强大，集中仍在继续进行。集中牵涉到的范围非常广大，绝不仅仅是“媒介”。时代－华纳，拥有大约200亿美元的资产，它经营着无线电广播、录音棚、电影制片厂、电视节目制作，还有与日俱增的零售商店，那里就有其电影里的那种服装售卖。迪斯尼，当然也是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公司（conglomerate）。还有维亚康姆，它拥有音乐电视，它在做售卖流行文化的生意，它让孩子们越来越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了。而且，维亚康姆还拥有电脑公司、电话公司。如今，所有的电视网都被超级联合企业公司所拥有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西屋公司拥有，全国广播公司为通用电器公司所拥有，而美国广播公司也刚被迪斯尼收购，福克斯则被默多克拥有。想一想吧，这些都正在崩溃，就像幻想的乐土正在崩溃了一样。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词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如果你不想落后和失去的话，你也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必须参与竞争。全球化是超级联合企业公司的一个方向。它们正在利用全球来行销其产品，它们已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但是，它们正在从事的与全世界的人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罗温克：看来，只进行意识形态批评（ideology critism）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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