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广播发展策略》
但是，关于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定出来。事实上，某些境外刊物，如时尚、休闲的刊物已开始在我国发行，渐渐还有其他非新闻类报刊也会在中国发行；原版杂志、期刊、非新闻类报纸也将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出版中文版，直接供中国读者消费；图文电视、视频点播等增值服务在“入世”两年内外商投资也可达到50％。境外节目的直接进入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传媒这些都会给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方面带来重大影响，境外文化产品输入、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形成必将对中国原有的传播模式提出新要求。
在传播全球化以前，各国的传播体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较少或根本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更多地取决于本国政府力量、经济力量的愿望和取向。近些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加、频率增多，多元的观念、价值体系接触、碰撞的机率逐步增大，只要不是完全封闭的国家必然会受到来自他国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讲，随着加入WTO，媒体进一步开放带来的传播全球化必然会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提出重构要求。先前部分的传播模式、宣传定式要做相应调整与改变以适应传播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这种重构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传播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传播中的“堵”与“疏”的关系。“堵”通常意义上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创造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隔离的信息环境，以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比如“干扰西方主要国家电台的广播、禁止居民收看境外电视、禁止国外报纸进口（除了极少量的供某些国家相关和研究相关使用以外）”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一定理由，而且在特定时期也产生过作用。但是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加入WTO后媒体进一步开放，先前这些“堵”的措施越来越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有学者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所拥有社会信息量还很小，前者犹如高原，后者犹如盆地，落差很大，前者对后者保持的潜在冲击力自然也很大，巨大的信息落差，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我们过去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一贯的“低信息量新闻”、“单向度舆论”这些高筑墙“堵”的方法显然已经阻挡不住境外信息洪水般的冲击。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减少这种落差，等到人民一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就会产生受骗感，就会对本国的政治产生不信任。这种受骗感和不信任，会变成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特定条件下，会演变成为对政治的巨大冲击力。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就是逐步加大输入公民的社会信息量，包括所谓敏感信息与负面信息。关于有效“疏导”，当年，毛泽东就很认可这种做法，毛主席在50年代决定向经过挑选的人提供一份四页的报纸----即《参考消息》，上面刊登的全是译成中文的西方通讯社的消息，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时，用了“免疫”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让人为了防病打防疫针，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危险的思想采取同样办法呢？ 对此，心理学家麦奎尔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假如一个传播对象最终会听到敌对的观点，那么先让它听到一些相反的论点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他们就很可能抵御后者的劝说。
对于中国广播来讲，由于当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人们收听境外广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广播传播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要求较之印刷媒体来讲更为紧迫。广播在意识形态话语重构中要注意“扩大信息容量”、“容纳多维度舆论”。 目前可以设想的是，先以电台网站作为“试验田”，将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负面信息”放在网上传播，逐步增加人们对于负面信息的承受力，增强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免疫力。 再逐理步扩展到地方区域性电台。
此外，在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方面，我们还需注意克服对外广播中的“不全面、只褒不贬”的报道模式，因为这种报道模式不符和西方国家受众的习惯，不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还会引起反感。正如有文章指出：“许多境外受众认为我们的传媒只是宣传工具，他们宁可先从其它媒体搜寻信息，即使是关于中国的信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境外受众，我们更需先赢得他们的选择，然后才谈得上宣传效果。”
经济层面---境外资本的进入与广播集团化、产业化
2001年对中国传媒业来讲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境外资本通过多种渠道、各种方式更多地参与到中国的传播事业中来。在全球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美国AOL-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德国贝塔斯曼等跨国传媒集团都将中国作为自己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德国贝塔斯曼在“缝隙中积极腾挪”，先是以书友会的形式进入中国上海，很快又与中国图书公司合作出版《车迷》杂志和中国建设部合作出版建筑方面的书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终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和影像制作； 10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线网络，作为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新闻集团同时表示他们正在就另一条全新电视频道在广东省落地事宜与国家广电总局面进行协商，并预期于短期内达成协议。新闻集团以StarTV作为传输平台，已有7套节目在中国规定的范围落地； 全美第二大媒体公司维亚康姆也打算效仿新闻集团的做法，买入香港的一家广播公司，以期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站稳脚跟；AOL-时代华纳年初收购香港华娱电视，最近华娱电视的节目被准许在广东地区有限电视网落地；新加坡报业控股进入的速度也不甘人后，日前与中国翡翠互动合资在香港成立制作公司---翡翠传讯，新公司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放2---3小时的精选节目。
境外资本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必然会掀起新一轮购并热潮，在这一浪潮中，弱小公司、单兵做战显然已经不能抵御国外强大的资本势力。 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先进的技术与多样的节目形态必将会对传统的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冲击。面对冲击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中国的广播电视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虽然挂牌之初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仪在松散联系的层面上，但这至少表明了一种积极的政策指向。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给中国广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可见的是，中国广播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改变过去分散割裂、各自为政的局面，集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办广播、办出特色、办出新生。
一、兴办“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 在政策为广播搭建的这个集团化的大平台上，广播较之电视尝试的步伐可以更大一些。例如，可以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选择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广播大台，区域中的其他省市则改办各类专业台。以西北五省为例，可以在西安建立区域性广播大台，播放中央及各省、区的重要新闻，覆盖整个西北五省；其他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则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设立地方专业台----如民族电台、经济电台、文艺电台、旅游电台等；各省、区内部的市台还可办服务性更强、社区性的电台-----如路途电台（适应行车路中的每一个人）；谈话电台（各种方式的谈话、讨论，主要是热线电话）、社区电台（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服务于本社区）、成人电台（播放适应成人听的音乐及婚恋、家庭等内容）、女性电台（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及生活指南方面内容）、大学电台（专门服务于各地的大学生活的电台，以音乐节目为主）等类型电台。
《《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广播发展策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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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全球化以前，各国的传播体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较少或根本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更多地取决于本国政府力量、经济力量的愿望和取向。近些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加、频率增多，多元的观念、价值体系接触、碰撞的机率逐步增大，只要不是完全封闭的国家必然会受到来自他国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讲，随着加入WTO，媒体进一步开放带来的传播全球化必然会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提出重构要求。先前部分的传播模式、宣传定式要做相应调整与改变以适应传播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这种重构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传播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传播中的“堵”与“疏”的关系。“堵”通常意义上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创造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隔离的信息环境，以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比如“干扰西方主要国家电台的广播、禁止居民收看境外电视、禁止国外报纸进口（除了极少量的供某些国家相关和研究相关使用以外）”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一定理由，而且在特定时期也产生过作用。但是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加入WTO后媒体进一步开放，先前这些“堵”的措施越来越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有学者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所拥有社会信息量还很小，前者犹如高原，后者犹如盆地，落差很大，前者对后者保持的潜在冲击力自然也很大，巨大的信息落差，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我们过去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一贯的“低信息量新闻”、“单向度舆论”这些高筑墙“堵”的方法显然已经阻挡不住境外信息洪水般的冲击。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减少这种落差，等到人民一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就会产生受骗感，就会对本国的政治产生不信任。这种受骗感和不信任，会变成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特定条件下，会演变成为对政治的巨大冲击力。
由高筑墙的“堵”到多渠道的“疏”就是逐步加大输入公民的社会信息量，包括所谓敏感信息与负面信息。关于有效“疏导”，当年，毛泽东就很认可这种做法，毛主席在50年代决定向经过挑选的人提供一份四页的报纸----即《参考消息》，上面刊登的全是译成中文的西方通讯社的消息，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时，用了“免疫”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让人为了防病打防疫针，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危险的思想采取同样办法呢？ 对此，心理学家麦奎尔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假如一个传播对象最终会听到敌对的观点，那么先让它听到一些相反的论点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他们就很可能抵御后者的劝说。
对于中国广播来讲，由于当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人们收听境外广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广播传播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要求较之印刷媒体来讲更为紧迫。广播在意识形态话语重构中要注意“扩大信息容量”、“容纳多维度舆论”。 目前可以设想的是，先以电台网站作为“试验田”，将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负面信息”放在网上传播，逐步增加人们对于负面信息的承受力，增强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免疫力。 再逐理步扩展到地方区域性电台。
此外，在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方面，我们还需注意克服对外广播中的“不全面、只褒不贬”的报道模式，因为这种报道模式不符和西方国家受众的习惯，不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还会引起反感。正如有文章指出：“许多境外受众认为我们的传媒只是宣传工具，他们宁可先从其它媒体搜寻信息，即使是关于中国的信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境外受众，我们更需先赢得他们的选择，然后才谈得上宣传效果。”
经济层面---境外资本的进入与广播集团化、产业化
2001年对中国传媒业来讲是举足轻重的一年。这一年境外资本通过多种渠道、各种方式更多地参与到中国的传播事业中来。在全球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美国AOL-时代华纳、维亚康姆、德国贝塔斯曼等跨国传媒集团都将中国作为自己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德国贝塔斯曼在“缝隙中积极腾挪”，先是以书友会的形式进入中国上海，很快又与中国图书公司合作出版《车迷》杂志和中国建设部合作出版建筑方面的书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终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和影像制作； 10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线网络，作为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新闻集团同时表示他们正在就另一条全新电视频道在广东省落地事宜与国家广电总局面进行协商，并预期于短期内达成协议。新闻集团以StarTV作为传输平台，已有7套节目在中国规定的范围落地； 全美第二大媒体公司维亚康姆也打算效仿新闻集团的做法，买入香港的一家广播公司，以期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站稳脚跟；AOL-时代华纳年初收购香港华娱电视，最近华娱电视的节目被准许在广东地区有限电视网落地；新加坡报业控股进入的速度也不甘人后，日前与中国翡翠互动合资在香港成立制作公司---翡翠传讯，新公司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放2---3小时的精选节目。
境外资本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必然会掀起新一轮购并热潮，在这一浪潮中，弱小公司、单兵做战显然已经不能抵御国外强大的资本势力。 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先进的技术与多样的节目形态必将会对传统的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冲击。面对冲击
，国内的1000多家电台只能信奉“团结就是力量”，抛弃旧有的条条框框，手拉手才能办大事。团结首先是本行业内部的团结----走广播电视集团化道路；其次是跨媒体跨行业的团结-----走竞合传播、媒体协作道路。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中国的广播电视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虽然挂牌之初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仪在松散联系的层面上，但这至少表明了一种积极的政策指向。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给中国广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可见的是，中国广播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改变过去分散割裂、各自为政的局面，集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办广播、办出特色、办出新生。
一、兴办“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 在政策为广播搭建的这个集团化的大平台上，广播较之电视尝试的步伐可以更大一些。例如，可以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选择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广播大台，区域中的其他省市则改办各类专业台。以西北五省为例，可以在西安建立区域性广播大台，播放中央及各省、区的重要新闻，覆盖整个西北五省；其他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则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设立地方专业台----如民族电台、经济电台、文艺电台、旅游电台等；各省、区内部的市台还可办服务性更强、社区性的电台-----如路途电台（适应行车路中的每一个人）；谈话电台（各种方式的谈话、讨论，主要是热线电话）、社区电台（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服务于本社区）、成人电台（播放适应成人听的音乐及婚恋、家庭等内容）、女性电台（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及生活指南方面内容）、大学电台（专门服务于各地的大学生活的电台，以音乐节目为主）等类型电台。
《《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广播发展策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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