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迁徙旅途中的旷达乐观。当然，提到伊斯兰文化的动态生存意识　不可能避开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游牧和商旅。笔者以为，如果同意伊斯兰文　化是信仰与务实、教与俗合一的文化这种共识，那么也可以据此认定，宗教之于穆斯林　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视作一种既普通又特殊的精神活动。他们的宗教行为是以自　己的生命要求为依据，因此抽象的教义往往被简化为世俗的生命行为和生存方式中。笔　者不否认穆斯林的游牧和商旅确实也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经济状况，但正如中国的儒家文　化提倡人们安居乐业、安份守已的确也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然而一旦这种　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即便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所变更，深潜厚积的文化心理　意识总是要作为约定俗成的精神规范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就穆斯林而言，无论是游　牧之“游”还是商旅之“旅”，都告白着穆斯林的永远处于“流动”中的独特的生存状　态，他们甚至乐此而不疲。在某种意义上，穆斯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迁徙史、移民史　。特别是，穆斯林们的最高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　的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大多数中国西部的穆斯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穆斯林的最富于哲学意　味的生命方式。或者说，“在路上”、“在途中”不仅是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更是其最高的精神体验。这个终生流动在世界上的庞大的人群，也许是全世界陆地民族　中除了吉普赛人外唯一不看重“土地”观念的人群，他们将生命的巨大冲动交付给背井　离乡、远离家园在人生长途上颠沛流离的历史，这恰恰与以“家”为精神内核的、以“　土地”为生命依存的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家族文化”所体现出的静态生存意识形成鲜明　对比。而且，也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经过西部作家们艺术转化或审美化的转换，成为　西部文学屡试不爽的、不可或缺的母题话语、题材形态和写作资源。
　　诚如评论家肖云儒所言：“我们可以说，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　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的剥离，既造成心　灵的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　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　的人生相呼应。”(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笔者在论述西部“硬汉子”形象的构成类型时曾提及到的诸如走西口的“流民”、被发　配西北的“苦囚”……等众多人群族类，而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意识情感的描述喻示着　西部人的精神之家是在驼峰和马背上，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人生驻定于某个固定的处所，　而宁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拥有一个脚印绵延的人生。无疑，所有的这些　又锻铸为西部文学中的“寻找”和“漂泊”母题，在这里，“寻找”是对精神“定位”　的否定，“漂泊”是对“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的神往。在张承志的《金牧场》的小说　文本中，处于历史叙事层面的那五个跨越世纪苦难去寻找黄金牧地的勇士，一个又一个　地消失了，而那个随父兄之后的少年勇士却在跨世纪的长路中长大、并成为挺进队的前　锋。实际上，对于“寻找”中的人们来说，黄金牧地可以向往却绝难前往，况且黄金牧　地或许就是黄金墓地；而现实叙事层面中的由蒙古额吉率领的队伍在大迁徙的路途上死　伤惨重，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金牧场”却无法进驻，人们面对“寻找”的无获　平静如故，从容地跃上马背再度远征继续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金牧场”。赵鸣光　的“流民系列”小说、邓九刚的“驼道系列”小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周涛的散　文《游牧长城》、杨牧的诗作《边魂》以及自传体散文《西域流浪记》等都脱离不了“　在路上”“寻找”、“在途中”“漂泊”的述说模式。
　　在笔者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像西部文学这样倾重于对“在路上”　、“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西部文学中的人物们不是将“在路上”、“在途中”　视为手段式的、工具性的行为方式，而是回到“寻找”和“漂泊”行为本身。换言之，　“在路上”、“在途中”成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是对“寻找”和“漂泊”之后的含义　的进一步追问，而“目的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被忽略了。于是，人的存在往往体现在　“在路上”、“在途中”过程的发生和完结。人存在的意义也在“寻找”和“漂泊”这　一生命实现的形式中被揭示。质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了一个心理的、精神　的过程，它不需要靠“寻找”和“漂泊”的“目的地”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身。
　　笔者以为，西部文学上述这种创作取向，一方面受制于广义上的“走西口”的影响，　“走西口”隐含着一个二重结构：落迫、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因为“西部”这片深　幻莫测的新大陆充满了复生与创世的色彩，它甚至带有沉重的梦幻和严峻的童话性质：　对于那些经过“磨难”“考验”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关于“成人”的企盼，关于创世　的梦想。西部文学中“硬汉子”的成批涌现，西部文学之所以是“人”的成长、落难与　最后完成的文学，也许正是对现代人在文化落寞的情状下不愿意与眼前的世界达成和解　，通过“走西口”的“上路”方式寻求、追索乃至朝拜那些无所谓存在的神圣存在的印　证。其实质是经由这种哲学式的远游或朝拜来完成“成人”仪式与灵魂的修炼，使“寻　找”和“漂泊”走向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终极性之维。
　　另一方面，“寻找”和“漂泊”的母题以及“在路上”、“在途中”的结构性表达方　式又赋予大多数西部文学以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正如拉美的魔幻与　拉美的历史气质、文化习性相关，西部文学的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实　际上还是与西部人的游牧民族特色和流浪式生活方式相关。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次成为世　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这些迁徙都把西北高原当作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演着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异常丰富的历史剧目，由此一种浪漫的、悲剧的、神秘的　、偏重情感意愿、向往自由精神的内质流溢出来。这样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机制成就了西　部人文气质上的内在规定，中国西部“比较大的文化或文学事件更多地属于抒情品类，　像《福乐

智慧》，‘边塞诗’、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等地的‘花儿’、新疆的歌舞　、大型套曲‘木卡姆’、蒙古的民歌等等。一些经典的民间仪式也多属于抒情的形式而　非为了‘记述’”。(注：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　9年版，第40页。)正是在这一西部式的整体语境的临照下，西部文学不可能携带丰富而　繁密的叙事因子，有抒情的长吟而缺乏严谨陈述的可能。而“在路上”、“在途中”的　结构性表达方式每每将已经被淡化的叙事置于开发式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过程　中。于是，“路上”和“途中”被设置了险象环生的情境，大量未知因素和神秘色彩就　自然产生，孤独的“寻找者”和“漂泊者”于不管不顾的长旅与行吟中进入抒情、沉思　。像张承志、陆天明、张弛、肖亦农、杨志军等人的小说，或许是作家们在西部的生存　经验中其时空感受极具完整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活动也追求一种浑然性和　包容性的结构，个人经历、家族故事被赋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风尘感，抒情性的、历史　化的叙述人驾驭着文本的总体局面和走向，他们宁愿使叙述语言粗砺、简朴一些也不愿　使其陷入精致的繁复的叙事圈套。在这个意义上，西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常常是将叙事的　“个人性”转化为文化性的抒情言词。比如张承志的小说，不少学者干脆将其称为“崇　高的诗的流体”、“如歌的行板”。西部小说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之所以能给中国文坛　带来清新刚健之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　、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　，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　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房事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　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　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　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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