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评点式批评的旧格局，文学批评走向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地把握的运思方式，在批评文体上形成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特征，并成为20世纪基本的和通行的批评形式。然而，这种文体在显示出先进性的同时却也构成对文学批评某些内在本性、要求的遮蔽，例如忽视文学批评的感觉体验性、灵思生发性、交流讨论性等等。固然，这一欠缺可以由其它文体形式补充，象随笔体、书信体等，然而随着文学批评日益归附于政治特别是被迫与极左政治、阴谋政治联姻，批评的个体体验性、交流讨论性也就实际上被扼杀，使论说体批评趋于一尊以至演化为极度的独语独断——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定论发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艺评论文章即是典型例证。显然，这种专制独断与文学批评探索、讨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因而，当推翻和批判了极左政治、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当批评本体性和批评主体性被发现被确认、批评取得相对独立时，仅仅那种独语论说体就再也不能满足批评的需要。批评面对无数新老问题和不同主体角度的批评话语，迫切需要辨析，需要两种或更多声音的交流、交锋。于是，在1981-1982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诸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的一点质疑——与庄某某同志商榷》（《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已表现出批评走向平等对话的现代转型。我以为这便是对话体批评的现实生发基础和前奏。新时期文学变化之速、花样之多、更迭之频繁，当属建国以来所未见，来不及思考成熟，也不可能做出定论，而又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亦向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注：金元浦《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艺报》1999年2月4日。）应对现实实践的需要，适应批评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成为批评活动的一种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规定，构成对话体批评的直接机缘。
　　对话体批评的产生和流行，还在于批评主体思想形态的变化和文体意识的自觉与追求。否则，顶多延续“商榷”的路子，而不会出现对话体批评。但实际上，新的批评环境已经为其创造了可能的主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90年代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从80年代初各种西方哲学文论的引进到90年代前后对复调对话理论的拥戴，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西方现代观念的渗透，都在精神深处激发批评家们走句批评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尤其新一代批评家，绝少历史的保守与惯性，更不安于现状，力图开拓创新。而对文学的多维、多层面的复杂形态，面对批评的多维、多声音缠绕，无论理解中的矛盾、困惑与焦虑，还是渴望交流或引起他人的关注与讨论，都使他们深感长期习用的独语论说体表达的不适，这就形成了他们突破单一形式寻找新形式的追求和兴趣，从而与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期的历史纬度上相遇。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自己的心路坦陈：“写对话的一个驱策……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当我写下本文的标题时，一个声音——另一个自我的声音，便立刻冒出来找我辩难，……既然双重自我在互相辩难，那么，我‘照实录之’，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也许正是一种哲学的和艺术的宽容”（注：王玮《文学的“一”》，《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对话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评界的动向和发展，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出自己的努力”（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主持人陈美兰语，《上海文学》1994年第7期。）；“互相不一定达成什么共识，可以构成一种立交桥式的景观，既是对国际文化讨论的一个回应，又是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文化讨论的参与”（注：《重估“现代性”》主持人张颐武语，《黄河》1994年第4期。）。由此可见，众多批评主体对对话体批评的文体意识和策略运作，决定了对话体批评的翻旧出新和异峰凸起。
　　　　三
　　任何形而下的形式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形式问题，其中必然与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相关。新的批评形式是与新的批评意识、取向分不开的。透过对话体批评的流行，可以看到批评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
　　这种批评的新的精神向度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向度。对话体批评鲜明地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诉求：独立与开放，自由与平等，多元与对话，理解与交往，真诚与坦率，等等。
　　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依附的、一元的、封闭的、极端的等精神特性。黄曼君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发展上趋向狭隘、保守、泥古、僵化，从以道统文、以文载道，到近代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再到20世纪愈益严重的教条化、单一化（注：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种种狭隘陈旧的批评向度：或者把批评看作个人孤立的独语活动，或者把批评看作唯我独尊的裁判，或者把批评当成批驳斗争的工具，或者把批评作为政治判断、判决。正是鉴于这一切，在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潮流下，文学理论批评反思自身局限，续接“五四”开创的现代化传统，开始重新走向现代独立、科学的批评活动。多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钱中文主张“新理性精神”，认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注：《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述评》，《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许多学者都倡导文学理论批评“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和理解”，“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应有一种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对话关系”（注：《“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批评意识的现代精神向度。新兴的对话体批评无疑以其外在的对话行为和直观的对话形式、对话内容，更直接、

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向度。
　　首先，对话体批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声音话语的共存、论辩、探索，标示出一种独立与开放的现代学术追求。而这在很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历史中是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独立”，意味着不依附于政治或别的什么而具有独立自主性；“开放”，意味着不孤立保守或封闭而具有包容性。正如巴赫金认为的那样，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44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例如，由“朦胧诗”该不该有明确的主题的争辩到艺术的社会效能、艺术的多元化等问题的讨论，这在政治高压时期都属于禁区，但在思想解放之初的1981年，吴亮就以独立的文学学术立场对原有定论提出怀疑和思考，对思考中的亦此亦彼的两种声音抱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睿智地采用了对话体形式来表达，其学术意识是显在的：“承认双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种意见抹煞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对话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陷于双方的冲突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种快慰，发现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和宽容——因为它能容纳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种种不相同的认知。”（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再如1985年陈平原等的对话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像吴炫指出的：“这个文学研究观念是应学术界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召唤而诞生的。”（注：吴炫《中国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