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当代文学批判》第323-324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8月版。）这篇对话体批评不仅以独立于政治性现、当代分期之外的“二十世纪”整体文学观及全球化视野显示出独立与开放的学术追求，同时以对话的交谈、探讨形式显示了思想的敞开性和不孤立封闭的科学交流精神。1993年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提出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依附于政治而非基于文学的非科学性与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对此，有肯定支持的，有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怀疑的，有引伸展开思索的，都表明了批评者精神深处学术独立与开放的现代性取向。
　　其次，对话体批评以个体平等自由对话或相互独立的一个个小圈子的“众声喧哗”，鲜明地显现出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现代理性精神。“民主”、“平等”、“自由”是自“五四”时就倡导的人文理想，“多元”与“对话”主要是当今时代的“新概念”。其实，它们彼此是互为前提与互动的关系，共同地与“专制”、“独尊”、“一元”、“自封”相对立，共同地反映着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人化世界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的实际上能够实现，只有到了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才有可能，并且强烈地在对话体批评中表现出来。对话体批评的这一精神趋向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的真正的理论自觉，无疑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托多洛夫“对话的批评”等现代思想的影响、推动分不开。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中，如果仅仅这样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也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所以我们看到，从1986-1988年托、巴译著和思想传播开后，对话体批评骤增并流行起来。这实际上表明更多批评主体精神意识的一种现代转型和现代性追求，他们在通过对话体批评来实验和标举新的理念。例如，在《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中，便可感到由冲突、否定、争辩、协同、多主题、多角度等等融合为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与此松散的非限定主题的对话不同，90年代更多出现了主题明确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沙龙的对话，诸如武汉片陈美兰主持的、上海片王晓明主持的、北京片谢冕主持的及张颐武主持的对话等，均在二次以上，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态势。这类对话显示出双重的多元、民主、对话效应，不仅是圈子内部个人与个人间的，同时也是圈子与圈子间不同理论主题话语的，创造出一种网络式的多元、民主、对话的局面。此外，还有各种类别的访谈对话、友人对话、报刊编辑组织的对话等，也都汇聚在这股潮流中。
　　再次，对话体批评以未完成性、未定论性和“把灵魂向对方敞开”的探讨交流性，超越了传统的“自我中心”和结论归一，突现出注重理解与交往的现代批评精神。“理解”即主体间的尊重、宽容和价值意义探求，“交往”即相互交流、沟通、互动。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之下，理解与交往已成为时代潮流，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理性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界。批评家们愈益由传统的主体性理论转向主体间性理论，抛却孤立自在的研究，注重他者主体的发现，注重交往行为和在对话的互动状态中理解。而对话体批评便源于此种精神又凸现出此种精神。请看《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四人谈》中的主持人语：“近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看来，需要认真反思、总结一下。当然，这个总结，不是马上就要得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结论，有些问题，还需要长期、艰苦地探索和探讨，不可能马上得出结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请各位就这几年来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一些反思，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换一下近期的思考所得，力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一些，更科学一些。”（注：董子竹等《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四人谈》，《长安》1987年第7期。）其中所表现出的非结论性的开放态度和对主体间交往、对话、理解的寻求是非常明确的。大多的对话体批评虽未如此说明或没有主持人语，但实际上的对话交往行为、对话内容以及对话结果则已体现出类似的追求。如王干等《“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新状态”口号不以逻辑论证的结论来提出，而是通过主体间的交谈、沟通、互动来表达，并欲“对它进行描述、评价和加以推动”，意味着通过小范围的交往与理解，寻求着更大范围的交往与理解。其实，对话体批评的价值意义与其说在追求直接对话者主体间的交往与理解，不如说更在于追求同隐含的对话主体（读者）间的交往与理解。如2001年王元化等《关于〈周海婴回忆录〉的对话》，实际是《周海婴回忆录》代序。以访谈对话的形式表达，有意营造一种亲切的、真诚地把想法裸露给读者的效果，形成了强烈的开放性、交流性、亲近性、他人参与性。吴洪森问：“先生，这几天有幸读到《周海婴回忆录》清样。我想知道周海婴为什么请你为他的回忆录写序呢？”王元化以平和的口吻道：“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我和鲁迅家人的来往情况……”（注：王元化、吴洪森《关于〈周海婴回忆录〉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这里，作为答者的“我”与问者的“你”的关系，显然暗示了与更多的“你”的关系，因而实际上也就不仅仅是俩人间的交往、理解，已经期待着众多“你”的加入和更广泛的交往、理解了。
　　此外，对话体批评还在其它诸多方面体现出现代精神的向度。比如看重个体生命体验和直觉感受，以运思过程性的全然展现，显现出批评者的心路历程和本真的思想体验状态；看重思维之间的碰撞和激活性，以感性口语与理性把握的融合，呈现出轻松、自由、洒脱的趣味风度；具有怀疑、反思的文化批判意识，以敏锐的嗅觉和大量新问题的及时

讨论，显现出现代人文理性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还有一种竞争、竞赛精神，以众多不同理论批评话语的纷争，显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开拓创新和学派林立。
　　对话体批评是在一种新的语境下将传统文体形式复活，并由于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使它迸发出生机。这是传统与现代打通的一次尝试，它丰富了批评形式，激发了批评活力，给20世纪末期的文坛带来了相当的冲击力，必然会因独特的意义作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自己的回声。当然，对话体批评毕竟只是整个文学批评的一个方面，其价值功能是有限的，而且有些对话体批评还存在浮躁、肤浅、滥用的问题。我们探讨、发掘对话体批评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排斥独语式论说体批评等其他文体的价值。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