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话体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载有多种形式的对话，《论语》实际就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但是均主要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修身养性等等，只偶或涉及文艺。在后来漫长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不曾出现类似西方柏拉图式的专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的《文艺对话录》。而当历史进行到20世纪末期，在中国，对话体批评忽由地平线上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酿成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与表征呢？
　　　　一
　　很显然，“对话”的诉求已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时代精神。如果说巴赫金、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对话”理论和托多洛夫“对话的批评”思想都是产生重要影响的驱动力，毋宁说它首先是发自于中国文学批评现实土壤上的实践。因为在以上诸人思想著作译介之前，对话体批评就以感性实践形式出现在新时期的批评中了。
　　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在人们还未意识到对话体的意义时，吴亮是怎样想到用这一体例来阐述自己对艺术问题的看法的呢？“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这是主体实践需要与悟性灵思碰撞下的选择，显示了批评者对批评内在要求的感悟与适应。
　　稍后成为吴亮等的同道者并凸现出对话体批评效力的，是1985年底随着“新方法论”、“主体性”等文学观念方法的大讨论与变革中出现的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此时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大大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文化品格、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批评观念的追求。这篇对话体批评带有浓郁的“新”与“现代”的色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话体以众多声音的差异、交流、互补构成一种合力的姿态，显示出了这一思想观念的长久酝酿与分量。反过来，这篇对话体也提高了对话体批评的地位和魅力。在此期间，不仅吴亮从1981年起陆续写的系列“对话”结集为《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出现了《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文学的与艺术的情思—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对话》（《人民日报》1988年4月12日）等，从而使对话体批评在理论批评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波，使更多从事文学研究、批评的人们越来越注意并重视这一种新鲜的有力的批评方式。
　　从此，对话体批评便以一种“新批评”之貌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流行起来。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达到高潮。尤其1994年前后围绕“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几年，许多学者、专家参与了对话体批评，使一些富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思考得以表达交流。诸如朱向前、陈骏涛《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与互补》（《飞天》1992年第6期），蒋孔阳等《立足高标准，反对平庸》（《文论报》1993年1月2日），王光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王晓明等《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傅杰、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王光明等《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15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性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王干等《“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王蒙等《多元与沟通》（《北京文学》1996年第8期），钱谷融、殷国明《关于论（论“文学是人学”）》（《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等。对话体批评在整个批评中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对此，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作了概括：“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注：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第10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二
　　对话体批评何以在此时异峰凸起？
　　笔者曾就此与友人探讨，答曰社会转型期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此言似有道理。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其转型、开放之程度并不亚于时下，为何鲜见对话体批评呢？看来一般原理并不能替代个别分析，每一种思想运动形式都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根据所规定。对话体批评的崛起，与特定时期批评的环境、需要、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20世纪末期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五四”时期而又在本质上相异的特殊时代，是一个由中国的百年现代进程实践与世界开放对话潮流所决定的全面、自觉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如果说在社会转型上，在外来思想、知识体系的引进上，在追求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上，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但在社会性质上、历史进程上以及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上则各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五四”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现代启蒙阶级，民主与科学意识远未自觉，社会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关系亦是对抗性的阶段斗争关系，因而整个语境是一种充满对立、斗争的激烈革命时代。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不同观点、观念之间不是平等、讨论、沟通、共存的关系，往往是唯我独尊的批判、打倒的关系，所以，　《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便不可能以温和的讨论对话体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出第一声呐喊，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为艺术”、“为人生”的观点之争中，亦缺乏平心静气的讨论、对话。在30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更是唇枪舌剑、“匕首”“投枪”、有你无我。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但批评主体的潜意识仍是封建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论观念，竭力打败一方标立一方。相比于那个“打倒”与“革命”的时代，20世纪末期则是一个“走向交往

对话的时代”（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历经近百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逐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发展生产力与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的非对抗性矛质，整个语境更为宽松、开放、自由。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平等交流的心态，无论对域外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还是新型文学，不同观点、观念之间形成了讨论、碰撞、理解、共存的关系，即所谓“众声喧哗”。正是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为对话体批评的兴盛创造了可能。
　　文学批评活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民主、开放时代就一定产生对话体批评。其实，20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的兴盛更直接地源起于现实批评实践的呼唤和批评自身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自从20世纪以降，在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印象——体验—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