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自我身份的渴望与焦虑成为时代的主色调。在《像卫慧一样疯狂》中，卫慧详尽地描绘了上海白领们对奢华物品的占有欲，复现着中产阶级的另一张脸孔。小说充斥了大量西方文化符码和意象，她们俨然成了引领时尚生活的代言人，以上海这座城市优越者自居，向我们炫耀自己在品牌方面的渊博知识，这些幻化为符号的物品，不仅是摆设和道具，而且是欲望的直接目标和标志牌。在凝聚着大量符号的品牌中营造出一个欲望乌托邦，正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独特景观。曾经在新感觉派作家作品中出现的意象，不经意地在她们的作品中复活，酒吧、舞厅与音乐、街头的霓虹灯以及吧内晦暗闪烁的灯光，都依然是其文本依托的背景。这样的环境中充斥着的不仅仅是饮食男女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对身体物质消费的强烈欲望。
　　
　　卫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西化、世俗、自恋、焦虑的摩登而前卫的都市女郎。她们深受西方文化侵染，带有明显后殖民色彩的文化心态。在卫慧这里，上海仿佛斩断了所有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她笔下的人物是全盘西化的，是用各种品牌的消费符码堆砌起来的，其中她小说中对于英文的炫耀和崇拜，正是作者殖民心态的一个重要表现。英文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种外语，它成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在情爱观上，女主人公们奉行的是情爱分离、最大限度的解放自己的身体，放逐自我，消解自我，让自己变成一个百毒不侵、游戏人间的人。在这里，我们认为卫慧的写作没有拒绝男性的趣味，而是竭力配合。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而且主动地“展示”，这样的写作姿态其实是对世俗的迎合，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曲解。因为女性主义是倡导性爱合一，两性和谐健康地发展。女性的真正解放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基础上，而不是把自己沦落到空无无聊、矫揉造作的境地，从而失去了明朗的生活方向，而以一种虚无的人生态度来否定一切、嘲弄一切、消解一切。在这一点上，我们隐约感到以卫慧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们和海派文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继承了新感觉派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现代社会的繁华和糜烂，及时行乐与世纪末的悲凉相交织的气息。虽然就历史背景来看，海派小说产生的二三十年代和卫慧出现的90年代，分别是中国现代社会进程快速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其一，是社会转型和商业性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其二，是一场启蒙性文学运动之后，部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反拨和纯文学性的消解。但在女性主体的性别态度以及后殖民色彩的文化心态等方面又有其自己的特点。新感觉派小说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男女的性爱禁果时，有狂喜，有感官刺激的解放，又有精神的分裂和迷惘。而在卫慧这里，她一心要表现她以及投射着她的自我形象的“新人类”们是如何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对于后工业社会生活与文化，完全没有批判意识。我们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正是充分显示了这种“外来文化的中心化”和“本源文化的边缘化”，所谓“上海宝贝”，无非是深度的殖民者文化内在化的产物。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最早接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必定是富人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购买力实现他们所向往的消费欲求。城市的相对发达，媒体的相对集中，传播更为迅捷，都是消费主义文化扩张的有利条件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是个复杂的群体。正如王晓明分析的那样，“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阶层发生变化，财富、利益重新分配，在几乎实在腐败的权力网络中骤然生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不免让人觉得惊诧。”所以“新富人”享有的“中产阶级空间”并未真正实现大众的诉求，为我们构建出一个歌舞升平的都市空间是虚无的。“你不是希望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你不是急于掏空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你不是非常讨厌公众的警觉和反抗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已有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种种危机。”可见当下大众文化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嫌疑，卫慧、棉棉90年代的都市文本恰恰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
　　
　　总之，海派文学涌动着城市的消费欲望，给人的行为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动。商业化的社会用各种物质符码拟构着人们的美好生活，用物质营造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海派作家对城市中的饮食男女从肉体到灵魂，从言谈到行为方式，彻头彻尾物质化的描写，显示出他对于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都市人处境的一种思考。对苦苦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女性精明算计、权衡利益的生存哲学多了一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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