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王丽丽
（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新世纪文坛一个引人注目、惹人争议的文化热点便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女作家热。评论界把“七十年代以后”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大约包含了如下意味：在她们成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历经着由压抑人的本能欲望，追求形而上的解放、自由的政治乌托邦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合法化，从而被极大张扬、追逐，并在商品浪潮中得以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新新人类；另类写作；消费；后殖民；大众文化
卫慧、棉棉、朱文颖、周洁茹、戴来等一大批带有这种时代文化标签的年轻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欲望化书写的方式制造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喧哗与骚动”，她们的写作被人们称为“另类写作”。另类写作承接“私人化”写作套路，内容以都市的浮华诱惑为背景，与个人私密生活相关，将个体体验、个体欲望、个人情绪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大胆地呈现，透露出个性化的观念抉择和价值取向。并且她们的写作还常与“行为艺术”相连，如以办“Party”、登玉照、签名的形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炒作。在这批“另类作家”当中，影响较大、有长篇问世的棉棉、卫慧均来自上海，而且她们作品的内容也大多以上海为背景，渗透着一种具有优越气息、既爱又恨的上海情结，使我们隐约回望到当年的“海上之花”——张爱玲。上海之所以成为催生这批女作家创作的肥沃土壤，并非偶然：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商业中心，作为外商投资最活跃的空间，它对主流文化的脱离，它的“西化”程度远大于其它城市，再加上它固有的海派文化传统，以及曾经的殖民色彩，使它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大于其它城市。“另类”的文化土壤自然会滋生出“另类”写作。因此卫慧、棉棉们的出现并非纯属商业炒作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宝贝”物语
王德威说过，海派文学象征的是城市与消费欲望的互动。物质的膨胀使人们种种欲望蠢蠢欲动，性欲、钱欲、权欲在都市的空间里一一释放。物质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以消费为目的，甚至道德，感情也可以成为交换的对象，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被物质化了。都市的物质化带来了两种结果，一是人的异化，以物质利益交换为原则，人们能够相对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依靠关系，获得独立。但即使他们获得了独立，却又很难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取消人的中心地位，对物质的欲望和争取使人的中心地位逐渐不那么明显，甚至人在变成物的一部分。
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长于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与她们的前辈比起来，她们是最缺乏深度和集体经验的一代人，过往那种一致的群体思想和群体欲望已经被她们消解，终极意义写作上的历史和记忆的重负，被她们轻易地推开了，某种痛苦的历史深度也在她们作品中先验地缺席，代之而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正如棉棉所说：“我们都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些关于我们的青春的碎片。”于是，她们用身体楔人历史，笔下那种由孤独、快乐、伤感、冒险、放纵、尖叫、自虐、飞翔等心灵体验的碎片构成了混乱的现实。她们渴望成为新生活的见证者，更渴望竭尽自己的内心，以此来证明她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妙。”(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这些是她们的宗旨。70年代的卫慧、棉棉对于上海的书写是立足于寻求愉悦和享受刺激的，她们没有旧上海繁华精致不在了的感慨，而以一种享受生活，享受上海的姿态描绘时髦、前卫和浮躁的都市人生，描绘这座正引导着我们全部时尚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神话，特别是其最隐秘和最敏感的一部分——那些在时尚中冲浪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的日常生活。《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是有钱又有闲的白领一族，她们过着优雅而脱俗的小资生活：有从IKEA买来的布沙发，施特劳斯牌钢琴，七星牌香烟，德芙黑巧克力、Esprit毛衫、Chanel长裙、Gucci西装，自然还有外国白领情人（如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的马克）……有钱有闲有情人就有资本快乐地放纵一把。于是，卫慧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开始了放纵欲望的享乐之旅。《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在感情上可谓是一个玩世不恭、情欲分离的空心人。她爱着纯真的天天，但天天却是性功能有障碍，于是她在风度翩翩、性功能强大技巧高超的德国男人马克那里得到满足。作者还引用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经典爱情论语为其作辩护：“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一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一相濡以沫。”而女主人公倪可正是这样一个把感情当成游戏，拿青春作赌注的人生。“辞掉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人，丢掉一个东西，这种背弃行为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几乎是一种生活本能，易如反掌。从一个目标漂移到另一个目标，尽情操练，保持活力。”卫慧们如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其实内心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情感，这正是一种现代生活节奏极度变化，不安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人们缺乏安全感、信任感从而无从把握个人的幸福与前途而陷入迷惘的无根状态。而这种深深的焦虑又衍生出一种存在的荒诞，她们既对物质化的市侩文化感到不满，又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方式，于是沉迷刺激，及时行乐。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狂欢状态和情爱分离的内心挣扎。
二、虚无的后殖民
作为生长在中国商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另类”作家的卫慧们，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她们的都市情绪不同于以往，城市不再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了物质化，在她们的小说中，对洋烟洋酒香水的津津乐道和对酒吧夜生活的依恋无疑是消费社会的一幅社会时尚图，表现出的是人们对物质主义的绝对认同，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与宣扬，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仰慕和憧憬，对消费时代中 《“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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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
（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新世纪文坛一个引人注目、惹人争议的文化热点便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女作家热。评论界把“七十年代以后”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大约包含了如下意味：在她们成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历经着由压抑人的本能欲望，追求形而上的解放、自由的政治乌托邦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合法化，从而被极大张扬、追逐，并在商品浪潮中得以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新新人类；另类写作；消费；后殖民；大众文化
卫慧、棉棉、朱文颖、周洁茹、戴来等一大批带有这种时代文化标签的年轻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欲望化书写的方式制造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喧哗与骚动”，她们的写作被人们称为“另类写作”。另类写作承接“私人化”写作套路，内容以都市的浮华诱惑为背景，与个人私密生活相关，将个体体验、个体欲望、个人情绪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大胆地呈现，透露出个性化的观念抉择和价值取向。并且她们的写作还常与“行为艺术”相连，如以办“Party”、登玉照、签名的形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炒作。在这批“另类作家”当中，影响较大、有长篇问世的棉棉、卫慧均来自上海，而且她们作品的内容也大多以上海为背景，渗透着一种具有优越气息、既爱又恨的上海情结，使我们隐约回望到当年的“海上之花”——张爱玲。上海之所以成为催生这批女作家创作的肥沃土壤，并非偶然：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商业中心，作为外商投资最活跃的空间，它对主流文化的脱离，它的“西化”程度远大于其它城市，再加上它固有的海派文化传统，以及曾经的殖民色彩，使它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大于其它城市。“另类”的文化土壤自然会滋生出“另类”写作。因此卫慧、棉棉们的出现并非纯属商业炒作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宝贝”物语
王德威说过，海派文学象征的是城市与消费欲望的互动。物质的膨胀使人们种种欲望蠢蠢欲动，性欲、钱欲、权欲在都市的空间里一一释放。物质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以消费为目的，甚至道德，感情也可以成为交换的对象，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被物质化了。都市的物质化带来了两种结果，一是人的异化，以物质利益交换为原则，人们能够相对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依靠关系，获得独立。但即使他们获得了独立，却又很难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取消人的中心地位，对物质的欲望和争取使人的中心地位逐渐不那么明显，甚至人在变成物的一部分。
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长于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与她们的前辈比起来，她们是最缺乏深度和集体经验的一代人，过往那种一致的群体思想和群体欲望已经被她们消解，终极意义写作上的历史和记忆的重负，被她们轻易地推开了，某种痛苦的历史深度也在她们作品中先验地缺席，代之而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正如棉棉所说：“我们都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些关于我们的青春的碎片。”于是，她们用身体楔人历史，笔下那种由孤独、快乐、伤感、冒险、放纵、尖叫、自虐、飞翔等心灵体验的碎片构成了混乱的现实。她们渴望成为新生活的见证者，更渴望竭尽自己的内心，以此来证明她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妙。”(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这些是她们的宗旨。70年代的卫慧、棉棉对于上海的书写是立足于寻求愉悦和享受刺激的，她们没有旧上海繁华精致不在了的感慨，而以一种享受生活，享受上海的姿态描绘时髦、前卫和浮躁的都市人生，描绘这座正引导着我们全部时尚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神话，特别是其最隐秘和最敏感的一部分——那些在时尚中冲浪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的日常生活。《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是有钱又有闲的白领一族，她们过着优雅而脱俗的小资生活：有从IKEA买来的布沙发，施特劳斯牌钢琴，七星牌香烟，德芙黑巧克力、Esprit毛衫、Chanel长裙、Gucci西装，自然还有外国白领情人（如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的马克）……有钱有闲有情人就有资本快乐地放纵一把。于是，卫慧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开始了放纵欲望的享乐之旅。《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在感情上可谓是一个玩世不恭、情欲分离的空心人。她爱着纯真的天天，但天天却是性功能有障碍，于是她在风度翩翩、性功能强大技巧高超的德国男人马克那里得到满足。作者还引用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经典爱情论语为其作辩护：“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一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一相濡以沫。”而女主人公倪可正是这样一个把感情当成游戏，拿青春作赌注的人生。“辞掉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人，丢掉一个东西，这种背弃行为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几乎是一种生活本能，易如反掌。从一个目标漂移到另一个目标，尽情操练，保持活力。”卫慧们如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其实内心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情感，这正是一种现代生活节奏极度变化，不安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人们缺乏安全感、信任感从而无从把握个人的幸福与前途而陷入迷惘的无根状态。而这种深深的焦虑又衍生出一种存在的荒诞，她们既对物质化的市侩文化感到不满，又无法找到有效的反抗方式，于是沉迷刺激，及时行乐。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狂欢状态和情爱分离的内心挣扎。
二、虚无的后殖民
作为生长在中国商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另类”作家的卫慧们，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她们的都市情绪不同于以往，城市不再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了物质化，在她们的小说中，对洋烟洋酒香水的津津乐道和对酒吧夜生活的依恋无疑是消费社会的一幅社会时尚图，表现出的是人们对物质主义的绝对认同，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与宣扬，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仰慕和憧憬，对消费时代中 《“宝贝”型的上海女孩——卫慧的创作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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