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塑造国家文化形象

化的，艺术品的消费会产生很强的滞后作用。从本质上讲，这两个特征是艺术消费非常容易使人上瘾(addictive)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Stigler)和贝克尔(Becker)1977年在他们的论文《偏好是无可争辩的》(Tastes  are  indisputable)一文中指出，从音乐消费中产生的边际效用依赖于消费者已经消费的总量及其欣赏音乐的能力，而欣赏音乐的能力又是以往音乐消费的一个函数。在消费音乐的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资本”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已经建立起来的消费资本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资本”(consumption  capital)增长也就越容易。换句话说，消费资本的投入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音乐消费的边际效益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因此，相关的效用函数也就是包含了所消费的商品以及作为自变量的消费资本的函数。我们假定这个函数不变，那么，在价格及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资本的积累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音乐商品实际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某类音乐制品上了瘾，欣赏能力越来越高，虽然你的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没有发生变化，你的购买行为却可能增加。当然，不仅对于音乐制品是这样，对于其他文化艺术产品也适用。
　　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文化艺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来，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来自国外的陌生的艺术，最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遇到“文化折扣”。此时，人们还没有像对待本国艺术那样建立起对外国艺术的个人消费资本。社会的消费资本也有待于发展、培育。把语言、地理等因素考虑进来，各种文化之间越接近，相关消费资本上的差距也就越小，因此文化贸易也就越大。文化亲近是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及以往文化贸易历史等因素的一个综合函数。不同国家之间对外国文化艺术品的消费资本的积累是极不平衡的，不对称的。然而，对外国文化艺术的消费资本一旦建立起来，外国文化艺术的疏异感和异域色彩就会越来越淡。最终，文化消费资本积累的效果得到强化，它们会变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对于外国的、开始时是陌生的艺术怎样积累起一种消费资本现在还没有一种较为严格的理论。中国的情况可以对此作一个生动的注释。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并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迅猛攻击、对西方文化表示热情欢迎的，恰恰是那些最有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鲁迅为青年开出的“必读书目”是：“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的《拿来主义》喊出了对待外国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拿来！”“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位巨子沈雁冰五四时期主持《小说月报》时认为，最要紧的工作是对外国文学的切切实实的译介工作，他开列了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的几百部名著，并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以此来救治中国古典文学“主观的向壁虚造”等弊病。就拿文艺学研究这个领域来说，20世纪西方出现了许多流派，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派学说，中国学术界都有非常多的介绍。可以说，“西方出版物的汉译本筑就了今日中国的学术语境。”
　　目前，美国学术界有什么最新的学说，中国都会进行及时的介绍。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怎么样呢？
　　两千多年以来，西方一直在不断地创造着“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之前，这一形象的主导价值是肯定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否定性形象占了主导地位。西方将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安排在了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世俗天堂变成了停滞、封闭、堕落的东方地域。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伍与西方的崛起有关，但其中西方人的虚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人在发现世界的时候也在发现本土，在发现中国的时候也在发现西方。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周宁语）中国与美国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十分遥远。尼克松访华回到美国，带来的消息就好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人有了了解中国的机会，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想象多于实际。在美国人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主宰亚洲”。这就是上世纪末风靡于美国和西方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据2001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为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所吸引，又在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抱有极大的误解和反感。这一切都说明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

《重视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