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此不能对话，不可兼容与通约，那就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意义。
二
我以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强调站在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立场，从当今中国文论面向未来创新建构的需求出发来讨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承认有一个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以及如何评价这个传统？显然理论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有成熟的文论，即使有也是“西化”了即“失语”了的文论，因此不能归入中国文论传统；另一种（如钱中文、朱立元等先生）则是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中国文论变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至于对这一新传统应当如何认识总结，正是当今理论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来说，这是更值得重视、也更具有直接意义价值的文论传统。对于这后一种看法，笔者是完全赞同的。
问题又还在于，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的性质该如何判断？是“中国式”的，还是“西化”的，还是“不中不西”的？我想这里问题的关节点恰恰在于，既需要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国文论（包括西方文论，俄苏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传统的借鉴，同时又要看到在这个继承和借鉴过程中所发生的质变，作为中外两种文论传统的“镜像”，它与其继承和借鉴的对象之间既有异质性，也有同构性。既然是站在中国文论建构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那么，仅仅看到和强调“异质性”的一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和探讨“同构性”的一面，从异质性和同构性的辩证认识中获得自觉意识，从找到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基础和理论资源。
为论述的方便，我们先从中国文论的古今异质性与同构性说起。
按有的学者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发生了大断裂、大失落或者叫做“失语”。不管是不是用这样激烈的话语表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这恐怕是文论界都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说，中国文论事实上是存在着古今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我以为就表现在：一种是“古典性”的质，一种是“现代性”的质。那么问题在于，发生这种质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外部的、表层的原因看，显然有外国文论（包括西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介入与影响；但从内部的、深层的原因分析，应当说是根源于中国社会及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古典性质的文论难以适应这种变革的现实要求，而现代性的文论则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
如果不是固守着某种理论观念不放，那么就应当承认，文论的变革发展，总是一方面根源于文学变革的现实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根源于与文学和文论密切关联着的社会现实的变革与发展要求。理论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寻求现代转型；时代主题是启蒙与救亡、民主革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主导意识形态是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是民主与科学。在这种社会转型与时代召唤之下，必然促使文学与文论的现代转型。从这种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异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形态主要是抒情写意性的诗文，其中尤其以言志抒情的诗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或许可称之为古典表现主义的文学形态。即使后来的戏剧、小说也仍然不过是抒情写意的一种新形式，并未超出古典表现主义的大圈子。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就其性质来说也显然主要是一种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其主干是诗文理论，尤其是诗论成就最大）。而20世纪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条件下，具有现代意识和觉悟的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介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现代转型，因此文学不再限于抒情言志，而是主要反映社会现实，传达时代要求，抒写民众心声；文学形态转变为以叙事文学为主，尤其是现代小说、报告文学、话剧等，适应人们认识批判现实的需要更得到长足发展；即便仍属表现型的诗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吟咏性情”，而是走向诅咒现实、讴歌理想和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现代表现主义。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态这种划时代变化，文学理论批评也不再限于“品评”，而是走向张扬文学的时代精神，放大文学的社会意义，指向社会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实现。从梁启超、王国维发端，经由陈独秀、鲁迅、茅盾、成仿吾、朱光潜，直至胡风、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现代文论一方面呼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从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获取理论资源，创造出诸多现代性的理论范畴和话语，从而对新的文学现实给予切实的批评阐释，由此表现出它的现代性特质。而建立在古代文学形态基础上的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对这种新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则显然难以应对，在它的理论系统中很难找到，也难以“转换”出一套适用于新时代文学形态的理论批评话语，因之它在新世纪被疏离甚而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样看来，所谓断裂主要不是外国文论挤压的原因，而是时代社会变革的原因，既然如此，就应当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顾时代条件，仍站在纯文学的立场上，以吟、品为艺术之上乘或至境，以此指斥文学和文论的时代变革与进步，就未免显得过于迂执了。
其次，任何一种文论话语，应当说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三者互补构成的。儒家站在社会本位立场，确立了一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理想，设计了一整套社会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以此去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把文学也纳入这种建构之中，要求文学也站在社会本位立场去向民众施行政治伦理教化，使人去服从这种社会规范，从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道家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不满于现实社会对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寻求远避社会归于自然，以保全个体生命的率真本性；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更为注重个体生命的审美体验，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悦性，把文学作为表现寄托个体生命体验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国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人生观念和审美理想上比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灵境界和审美解脱。庄禅之路，通常是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处于“穷”境而不甘认同现实的文人所乐于选择和追求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差不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中，由这样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心态的文人们所建构，并代代积淀传承，成为具有极大普泛性的文学规范和批评尺度。到了20世纪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儒道释的思想观念被置于批判地位，民主
第三，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在思维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并不追求逻辑的清晰严密和理论的系统性，这是一种古典性的思维方式。而现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显然更为注重逻辑分析、理论概括及系统建构，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人要求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世界的需要，也是进行现代启蒙和文学大众化的需要，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质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虽然存在着如上所述的质变与断裂即“异质性”一面，但同样存在着保存与继承关系的另一面。由这种保存与继承发展关系，就决定了新旧两个传统之间必然存在着“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基点，总的来说就是文论形态与文学精神的民族性。比如民族文学的语言特性：尽管在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古代汉语转换成了现代汉语，并且现代汉语中还吸纳了不少外来语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汉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性语言，仍然决定着以此为符码的汉民族文学的根本特点，如民族文学独有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由语言特点决定着的感悟性思维方式，以表意性为主的创作传统，意会式的文学接受习惯等等。现代文论只要还是面对着汉语表达的文学，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汉语表达，就不可能丧失其传统特性。再比如在文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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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以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强调站在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立场，从当今中国文论面向未来创新建构的需求出发来讨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承认有一个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以及如何评价这个传统？显然理论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有成熟的文论，即使有也是“西化”了即“失语”了的文论，因此不能归入中国文论传统；另一种（如钱中文、朱立元等先生）则是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中国文论变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至于对这一新传统应当如何认识总结，正是当今理论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来说，这是更值得重视、也更具有直接意义价值的文论传统。对于这后一种看法，笔者是完全赞同的。
问题又还在于，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的性质该如何判断？是“中国式”的，还是“西化”的，还是“不中不西”的？我想这里问题的关节点恰恰在于，既需要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国文论（包括西方文论，俄苏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传统的借鉴，同时又要看到在这个继承和借鉴过程中所发生的质变，作为中外两种文论传统的“镜像”，它与其继承和借鉴的对象之间既有异质性，也有同构性。既然是站在中国文论建构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那么，仅仅看到和强调“异质性”的一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和探讨“同构性”的一面，从异质性和同构性的辩证认识中获得自觉意识，从找到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基础和理论资源。
为论述的方便，我们先从中国文论的古今异质性与同构性说起。
按有的学者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发生了大断裂、大失落或者叫做“失语”。不管是不是用这样激烈的话语表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这恐怕是文论界都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说，中国文论事实上是存在着古今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我以为就表现在：一种是“古典性”的质，一种是“现代性”的质。那么问题在于，发生这种质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外部的、表层的原因看，显然有外国文论（包括西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介入与影响；但从内部的、深层的原因分析，应当说是根源于中国社会及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古典性质的文论难以适应这种变革的现实要求，而现代性的文论则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
如果不是固守着某种理论观念不放，那么就应当承认，文论的变革发展，总是一方面根源于文学变革的现实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根源于与文学和文论密切关联着的社会现实的变革与发展要求。理论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寻求现代转型；时代主题是启蒙与救亡、民主革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主导意识形态是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是民主与科学。在这种社会转型与时代召唤之下，必然促使文学与文论的现代转型。从这种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异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形态主要是抒情写意性的诗文，其中尤其以言志抒情的诗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或许可称之为古典表现主义的文学形态。即使后来的戏剧、小说也仍然不过是抒情写意的一种新形式，并未超出古典表现主义的大圈子。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就其性质来说也显然主要是一种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其主干是诗文理论，尤其是诗论成就最大）。而20世纪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条件下，具有现代意识和觉悟的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介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现代转型，因此文学不再限于抒情言志，而是主要反映社会现实，传达时代要求，抒写民众心声；文学形态转变为以叙事文学为主，尤其是现代小说、报告文学、话剧等，适应人们认识批判现实的需要更得到长足发展；即便仍属表现型的诗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吟咏性情”，而是走向诅咒现实、讴歌理想和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现代表现主义。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态这种划时代变化，文学理论批评也不再限于“品评”，而是走向张扬文学的时代精神，放大文学的社会意义，指向社会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实现。从梁启超、王国维发端，经由陈独秀、鲁迅、茅盾、成仿吾、朱光潜，直至胡风、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现代文论一方面呼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从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获取理论资源，创造出诸多现代性的理论范畴和话语，从而对新的文学现实给予切实的批评阐释，由此表现出它的现代性特质。而建立在古代文学形态基础上的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对这种新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则显然难以应对，在它的理论系统中很难找到，也难以“转换”出一套适用于新时代文学形态的理论批评话语，因之它在新世纪被疏离甚而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样看来，所谓断裂主要不是外国文论挤压的原因，而是时代社会变革的原因，既然如此，就应当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顾时代条件，仍站在纯文学的立场上，以吟、品为艺术之上乘或至境，以此指斥文学和文论的时代变革与进步，就未免显得过于迂执了。
其次，任何一种文论话语，应当说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三者互补构成的。儒家站在社会本位立场，确立了一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理想，设计了一整套社会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以此去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把文学也纳入这种建构之中，要求文学也站在社会本位立场去向民众施行政治伦理教化，使人去服从这种社会规范，从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道家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不满于现实社会对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寻求远避社会归于自然，以保全个体生命的率真本性；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更为注重个体生命的审美体验，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悦性，把文学作为表现寄托个体生命体验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国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人生观念和审美理想上比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灵境界和审美解脱。庄禅之路，通常是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处于“穷”境而不甘认同现实的文人所乐于选择和追求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差不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中，由这样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心态的文人们所建构，并代代积淀传承，成为具有极大普泛性的文学规范和批评尺度。到了20世纪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儒道释的思想观念被置于批判地位，民主
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在这种现实语境中，人们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儒家政教中心论站在封建社会立场去教化民众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相反，新时代的文学则是着眼于唤醒民众觉悟和认识批判社会，以促进社会变革；即使从个体本位立场出发，也与庄禅退避式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策略截然不同，即不再满足于消极地借文学以寄情和自慰，而是借文学以张扬个性，表现思想，抒发激情，呼唤人性解放。古典性的整个文论系统，显然与这种现实意识形态语境格格不入。而现代文论则正这种现代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的产物，显示出它的现代性特质。
第三，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在思维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并不追求逻辑的清晰严密和理论的系统性，这是一种古典性的思维方式。而现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显然更为注重逻辑分析、理论概括及系统建构，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人要求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世界的需要，也是进行现代启蒙和文学大众化的需要，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质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虽然存在着如上所述的质变与断裂即“异质性”一面，但同样存在着保存与继承关系的另一面。由这种保存与继承发展关系，就决定了新旧两个传统之间必然存在着“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基点，总的来说就是文论形态与文学精神的民族性。比如民族文学的语言特性：尽管在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古代汉语转换成了现代汉语，并且现代汉语中还吸纳了不少外来语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汉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性语言，仍然决定着以此为符码的汉民族文学的根本特点，如民族文学独有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由语言特点决定着的感悟性思维方式，以表意性为主的创作传统，意会式的文学接受习惯等等。现代文论只要还是面对着汉语表达的文学，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汉语表达，就不可能丧失其传统特性。再比如在文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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