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几无传统特色之可言，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时，似乎构不成可比之一方，因而无须顾及；三是在比较诗学的视野内，西方人只认可古代诗学的对话资格，没有现代诗学的比较地位，因之我们自己也愧于提及。
　　尽管如此，要谈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要涉及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建构问题，就不能将现代文论传统弃之不顾。还是朱立元先生说得好：对于古代和现代这两个传统，我们有一个优先选择或主要选择的问题。选择的主要依据首先应着眼于价值尺度，就是从传统对我们建设、发展、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和价值关系着眼，哪一个作用更大，更有价值，就应当选择哪一个；与价值尺度紧密相关的是历史尺度，就是要看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个更进步、更先进，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们当前只能以现当代传统为建设、发展新文论的重点。（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文论传统比作一棵既已长成的树，那么，不管前数千年的传统如何根深干壮，而近百年来的发展毕竟是这棵树上最新长成的一节，无论这一节由于时代风雨的摧折，还有外来文论的嫁接引种等因素的作用，长得如何不令人满意，但毕竟是现代转型发展的成果，内含着现代性的新质，是既成的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我们不可能抛弃这个传统，不可能截去这一节而另找生长点，而只能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在老树上发新枝。如果抛弃这种现代传统，所谓当代建构就更没有了依托。
　　总之，要建构当代文论形态的新质，当然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文论之“质”，但也不可能回过头去坚守古代传统的那种“质”，即古典性之质，而是需要在现实基础上，在中外古今文论观念的交往对话基础上，在各种文论资源的“异质同构”中创新发展生成新质，它应当是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新质。至于对古代文论资源的整理、发掘、转化当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整个文论界、文化界都来搞，而只能是部分学者去进行，对于他们的学术信念、学术劳动与贡献理应给予充分尊重。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当关注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融合中外古今的思想理论资源，实现当代文论的综合创新发展。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