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采访权on journalists’right to interview

伪装成违法犯罪者如吸毒者、嫖客、三陪女、人口贩子之类以摄录所需要的材料，这种做法不仅有损记者尊严，而且会引发意外事端，甚至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
有位“南方某晚报颇有名气的记者”在婚后发现妻子在从事贩毒勾当，但他一不制止，二不报告，忽发奇想，要利用这个关系“深入”贩毒的“虎穴”去作一次“体验式采访”，写一篇“有深度、有力度的纪实报道”。在妻子的安排下，他两次前往中缅边境，“亲历”了贩毒的全过程，其中一次就带回毒品两公斤。虽然他事先打算毒品是要送交公安机关的，但别人早已把“货”提走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贩毒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抉择，他只好去自首。他的妻子被捕，他也因涉嫌贩卖、窝藏毒品罪而被羁押候审。
（七）采访权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以笔者视野所及，各国法律关于采访权的规定，有一个很有趣的差别：
在西方各国，一般没有从法律上规定采访权。我们看到英美涉及新闻媒介的判例不多，但至少是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没有直接使用采访权的概念。在成文法国家的新闻法中，如法国、瑞典、芬兰、丹麦、希腊等国的新闻法，都没有规定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一个例外是德国一些州的新闻法，规定了新闻记者有向政府部门取得新闻材料的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已经明文规定人人皆有采访信息的权利，所以新闻法规定的记者这项权利不是特权。
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中，如前苏联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的新闻法中，大抵有新闻记者采访权的规定。有的规定十分具体。
我国新闻记者所向往、所要求的从法律上规定的采访权，显然只能从后者找到依据。
这种差别很值得思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究竟应当需要什么样的采访权？
我想人们理应得出相应的结论。
（作者：魏永征（1941－ ），浙江宁波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树仁学院专任教授。著有《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等书，主编有《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与王强华共同）等书，主要论文见诸weiyzh.at.china.com(魏永征新闻法研究)和“老魏说法”。）


   

《论采访权on journalists’right to interview(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