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后来反复研究的内容，例如英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传统，而且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承续、反拨、批判和对话关系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后者一直是伊格尔顿建构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所借取的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一种独具风格的论战文体已经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的主要成分。
就当代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资源而言，对伊格尔顿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尔都塞的理论为伊格尔顿修正和综合上述两种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和反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对他的老师威廉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阐述。他试图在摒弃卢卡契、考德威尔以及威廉斯等各种品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尝试一种非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此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被适时引入英国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回应，形成70年代中期与整个欧陆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阿尔都塞思想的主题是剔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思想激发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兴趣，使他们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驳斥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另一方面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束缚。新的理论视角使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首先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划清界限，伊格尔顿承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性和最精到的社会主义批评实绩”，对威廉斯在缺乏学术制度支持和理论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理论努力表示理解和赞赏，但是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方法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改良主义政治观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说威廉斯顶多是个利维斯主义左派。当然，《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用理论概念表述文学构成与意识形态组合之间的关系结构，提出了兼顾一般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学生产方式以及诸多意识形态成分（整体、作者、审美）的批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更为细致的说明，他的贡献在于对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结构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结构上的连贯性，“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相对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科学的批评应该力求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艺术改变了这种结构。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 应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里的中心范畴，而且是伊格尔顿整个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和《意识形态读本》，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范畴的高度重视，这与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某些理论圈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80年代以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盛，伊格尔顿又开始在这一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伊格尔顿以具有“震惊”效果的《瓦尔特·本雅明》一书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不过这次“震惊”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自己思想的发展”。这是一部激情喷发、恣肆挥洒、充满理论张力和话语快感的杰作，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那种谨严细密的文体形成明显的对照；其根本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理论的狂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为突破英国批评无所作为、陈陈相因局面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伊格尔顿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17世纪悲苦剧或巴罗克寓言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关于17世纪英国诗歌的观点进行了对照，指出了“伟大的传统”对“有机性”的膜拜与17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他设想，如果把本雅明读解“悲苦剧”的方法用于《失乐园》，将会超出艾略特和利维斯的形式主义，把诗作的革命源头放在激烈动荡的表意实践之中，放在历史的“恶的一面”。伊格尔顿还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艺术的政治作用。继《瓦尔特·本雅明》之后，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克拉丽莎的被污》、《文学理论引论》和《批评的功能》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文学理论引论》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简介和“概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英文研究”传统所作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和对理论研究史中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研究。在《批评的功能》中，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批评的功能》最后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其实就是它的“传统”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 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文化政治“转向”、“发展”或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对学院派批评家的社会角色的界定，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场以及对学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尔顿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建构。概括而言，（1）这种方法坚持批评应看到诸多层面互相叠合、互相阐发的整个文化视野。文化是社会的全部关系和整个生活方式；（2）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3）就文化是更为精神性的所谓“情感结构”或意义象征系统或价值体系而言，不能用文化解释一切，相反只能利用一切资料和方法来解释文化；（4）“文化”范畴一如既往地是利益、价值和政治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调和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不是高高在上、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很实在的问题，是政治现实问题；（5）文化政治批评只有一个目的，让“批评”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社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伊格尔顿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更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来剖析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刨根问底》、《民族主义：反讽与献身》、《理论的意味》、《后现代主义幻象》以及《文化的观念》表达了伊格尔顿面对后现代主义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片面的、简单的、绝对化的，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弱的、不负责的，甚至是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把政治问题和权力关系完全置于语言和性的范畴，在远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飞地里进行“颠覆”活动，异想天开地把嬉戏和快感看做文化变革的最佳形式。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有一种反动的倾向，把市场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他甚至忧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情绪会引向新的法西斯主义。总之，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他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式对话的可能性。此外，伊格尔顿还把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两块很有希望的批判和抵抗后现代主义的阵地。
伊格尔顿在90年代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是《美学意识形态》和《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美学意识形态》是他用意识形态理论剖析现代“美学”、集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体的恢宏大气之作。在他看来，整个西方现代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话语史和政治反应史。现代美学的兴起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结果。而且，从夏夫兹伯里到伯克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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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资源而言，对伊格尔顿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尔都塞的理论为伊格尔顿修正和综合上述两种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和反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对他的老师威廉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阐述。他试图在摒弃卢卡契、考德威尔以及威廉斯等各种品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尝试一种非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此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被适时引入英国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回应，形成70年代中期与整个欧陆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阿尔都塞思想的主题是剔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思想激发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兴趣，使他们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驳斥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另一方面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束缚。新的理论视角使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首先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划清界限，伊格尔顿承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性和最精到的社会主义批评实绩”，对威廉斯在缺乏学术制度支持和理论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理论努力表示理解和赞赏，但是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方法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改良主义政治观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说威廉斯顶多是个利维斯主义左派。当然，《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用理论概念表述文学构成与意识形态组合之间的关系结构，提出了兼顾一般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学生产方式以及诸多意识形态成分（整体、作者、审美）的批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更为细致的说明，他的贡献在于对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结构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结构上的连贯性，“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相对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科学的批评应该力求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艺术改变了这种结构。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 应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里的中心范畴，而且是伊格尔顿整个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和《意识形态读本》，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范畴的高度重视，这与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某些理论圈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80年代以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盛，伊格尔顿又开始在这一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伊格尔顿以具有“震惊”效果的《瓦尔特·本雅明》一书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不过这次“震惊”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自己思想的发展”。这是一部激情喷发、恣肆挥洒、充满理论张力和话语快感的杰作，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那种谨严细密的文体形成明显的对照；其根本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理论的狂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为突破英国批评无所作为、陈陈相因局面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伊格尔顿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17世纪悲苦剧或巴罗克寓言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关于17世纪英国诗歌的观点进行了对照，指出了“伟大的传统”对“有机性”的膜拜与17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他设想，如果把本雅明读解“悲苦剧”的方法用于《失乐园》，将会超出艾略特和利维斯的形式主义，把诗作的革命源头放在激烈动荡的表意实践之中，放在历史的“恶的一面”。伊格尔顿还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艺术的政治作用。继《瓦尔特·本雅明》之后，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克拉丽莎的被污》、《文学理论引论》和《批评的功能》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文学理论引论》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简介和“概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英文研究”传统所作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和对理论研究史中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研究。在《批评的功能》中，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批评的功能》最后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其实就是它的“传统”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 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文化政治“转向”、“发展”或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对学院派批评家的社会角色的界定，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场以及对学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尔顿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建构。概括而言，（1）这种方法坚持批评应看到诸多层面互相叠合、互相阐发的整个文化视野。文化是社会的全部关系和整个生活方式；（2）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3）就文化是更为精神性的所谓“情感结构”或意义象征系统或价值体系而言，不能用文化解释一切，相反只能利用一切资料和方法来解释文化；（4）“文化”范畴一如既往地是利益、价值和政治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调和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不是高高在上、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很实在的问题，是政治现实问题；（5）文化政治批评只有一个目的，让“批评”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社
会或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即使不发挥关键的作用，也要发挥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介入作用。为此，它向所有的话语开放，以借助更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了最彻底的多元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伊格尔顿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更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来剖析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刨根问底》、《民族主义：反讽与献身》、《理论的意味》、《后现代主义幻象》以及《文化的观念》表达了伊格尔顿面对后现代主义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片面的、简单的、绝对化的，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弱的、不负责的，甚至是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把政治问题和权力关系完全置于语言和性的范畴，在远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飞地里进行“颠覆”活动，异想天开地把嬉戏和快感看做文化变革的最佳形式。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有一种反动的倾向，把市场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他甚至忧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情绪会引向新的法西斯主义。总之，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他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式对话的可能性。此外，伊格尔顿还把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两块很有希望的批判和抵抗后现代主义的阵地。
伊格尔顿在90年代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是《美学意识形态》和《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美学意识形态》是他用意识形态理论剖析现代“美学”、集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体的恢宏大气之作。在他看来，整个西方现代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话语史和政治反应史。现代美学的兴起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结果。而且，从夏夫兹伯里到伯克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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