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康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以至后现代主义，他们在美学理论上的不同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差异。《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魅力。在这里，读者很难区分什么是文学文本，什么是历史叙述，什么是审美再现，什么是政治阐发，什么是批评，什么是修辞。这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被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强烈震荡所击碎。
    
    
     二．伊格尔顿研究状评述
     1. 国外伊格尔顿研究状况
     尽管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论界是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其名字在文论中的引用率也十分高，他的语录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权威性的支持，但是关于伊格尔顿的专题研究却非常少，在专著方面更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见不到比较系统深入的有关论述。菲利普·戈尔德斯坦的《文学理论的政治学》中有一章题为Marxist Versions of the Formal Method: Terry Eagleton ,像这样的简短评介就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了。如标题所示，这个四千字的章节只是在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内介绍了伊格尔顿关于文学形式的论述，认为伊格尔顿关于文学自律性的观点是对阿尔都塞理论的一种补充。我们认为伊格尔顿引用率高但专题研究少的原因主要是：伊格尔顿很少尝试建立“体系式”的理论，他的批评思想往往具体反映在理论论战和批评实践中。《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一次建立理论“体系”的努力，但即使在这一本并不很厚的专著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对具体文学史实和作品的评析，比如第一章和第四章讨论英国文学批评史、威廉斯以及英国19世纪的主要作家，只有第二、三章集中于所谓的“文本科学”。其次，伊格尔顿生于1943年，60年代末开始批评理论和实践活动，遭遇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空前繁杂的理论话语大裂变，他的思想似乎也一直处于变化与调整的过程之中，加之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学者很难对他的理论建树下一个“定论”。不过，已经有迹象表明国外的伊格尔顿研究正在起步，例如，1998年布莱克威尔公司出版了史蒂文·里根选编的《伊格尔顿读本》，这是别人选编的第一部伊格尔顿文选。可以预料未来几年内，将会看到国外研究伊格尔顿的专著。
    
     2.国内伊格尔顿研究状况
     伊格尔顿是中国改革后最早介绍近来的年轻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之一。早在1980年，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就被译介给中国读者，他的《文学理论引论》、《美学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以及《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也已译为中文出版。尽管他曾两次来中国访问讲学，然而总的来说，中国学界与伊格尔顿的接触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片面的，因为（1）伊格尔顿的几本重要著作尚没有中译本，如《批评与意识形态》、《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文化的观念》等；（2）关于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只有散见于一些杂志上的少数批评文字；（3）就国内已有的所有关于伊格尔顿的资料看，伊格尔顿给人的印象限于：“他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文本分析和意识形态批评，而他的极为重要的“文化批评方法”还不是特别引起注意，尤其在当前的“文化研究”、“文化热”的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国内的伊格尔顿文化批评观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3.研究伊格尔顿的现实意义
     伊格尔顿是一位才华横溢、写作速度惊人的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作家，而且表现出极高的哲学家、美学家、论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气质。从1964年在《倾斜》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在葡萄园劳动》到现在近40年的 时间里，出版了大量批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著和编著，还出版了剧本和长篇小说，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和收入多种文集的论文、综述、序跋、书评、游记、通讯、演讲等，更是不计其数。早在1981年，快到不惑之年的伊格尔顿就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中自问自答：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卢卡契、戈德曼、考德威尔、萨特、阿多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卜、马歇雷、詹姆逊、伊格尔顿（与列宁、托洛茨基、布莱希特、本雅明等相对照）。 。如果说伊格尔顿完全有资格跻身于这个队伍的话，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其他“队员”的实绩。
     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且产生了一些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开拓我们的视野、改造我们旧有的基本上源于前苏联的话语范式、建设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些解释，但是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

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只有放在各种理论所植根的不同历史和地域语境里，才能看到所讨论对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从中找到对于我们真正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性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应该限于宏观的理论描述，更应该深入考察各个具体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对其代表性的理论家进行专门的研究，也许这是我们进行宏观的、总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做的工作。对具体理论家和具体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历史的研究结果不仅会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材料，而且会在不同程度上修正现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结论。我们相信，关于“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批评观”的研究首先将为学界了解伊格尔顿批评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一定的基础，因为伊格尔顿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沿革和其他一些重要理论家；第三，伊格尔顿研究必定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启发、相互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五光十色的后现代理论超市上，总能听到伊格尔顿那仿佛“另类”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执着、尖锐而发人深省，对茫然于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来说，无疑能起到宝贵的“震惊”作用。第五，由于西方批评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的“文化学”转向也被快速带进中国，于是国内也兴起了一时热烈的“文化”热，“文化”被提升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任意漂浮的超验“能指”。而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我们不能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应该用一切来解释“文化”，这样才庶几接近建设“文化”，这对于我国批评理论现实而言无疑具有直接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二． 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批评观
     1. 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变
     “文化”据说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有人统计到目前为止仅文化的定义就有160多种。一般认为文化分为两大类：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自然与社会的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所产生创造的一切，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一切；而狭义的文化则是观念形态，是主观精神，是人的知识、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伊格尔顿的恩师雷蒙·威廉斯就认为文化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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