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人类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威廉斯认为，这三种定义每一种都有价值，因为我们在分析每一种因素时，它们都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
而伊格尔顿从分析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宗教，文化与礼仪、文化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政治等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详尽地分析，认为“文化”一词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艺术作品和思想作品及其制作和欣赏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信念、道德、美意识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得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即躲躲闪闪地、辩证地融入所谓‘看不见的日常生活本身的颜色’。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层面上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全部生活经验的所有因素，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但是他特别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三个意义互相关联。” 他发现，在浪漫主义初期，这些不同意义既有各自的界限，又相互联系，作为想象创造活动的文化与作为一般生活经验的文化是相互承转的，作为艺术、价值、风尚以及信念的文化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具体形式的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浪漫主义的文化观念在19世纪初期渐显裂痕，体现了人类理想价值的文化竟然逐渐脱离了它本来出自并准备影响的社会现实，文化诸意义之间失去了联系。这种状况一直到威廉·莫里斯才显示出另一种方向和可能性，而威廉斯的理论则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在伊格尔顿看来，从英国社会所经历的实际变革中理解19世纪的“文化与社会”论争与当代论争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创造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文化。
伊格尔顿经常使用“文化生产”这个概念，以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把“文学”或艺术与“生产方式”关联起来，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非常别扭，因为根据他们的常识，“文学”是高雅神圣的事情，属于“精神王国”，是人们挣脱“生产”和“经济”的世俗劳累和烦恼之后、放飞自我的“精神家园”。尽管你得花钱买莎士比亚或金庸来读，但是与得到的美妙的或审美的“精神享受”相比，仿佛再大的花费也算不了什么。正是这种“精神享受”使贫儿与王子栖居于同一境界，甚至在精神上高于王子。那些严守科学疆界的严肃学者通常也不会把“文学”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一个基本概念，而“文学”和“政治经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它们是两回事儿。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内部，则有两种主要情况：要么也许由于这种强大的“常识”力量的影响，也许是不愿冒犯好像已经签约的学科分界，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把“文学”与“生产方式”仪式性地联系一下，要么僵硬地把文学作品与特定历史的经济状况逐一对应，使文学批评还原为社会历史的索引和考证，成了与艺术审美无关的另一种话语。而对于推倒一切学科疆界、填平所有深层结构的后现代理论来说，把“文学”与“生产方式”关联起来，那是一种企图寻找某种本原和基础但现在早已失效的现代性的宏大话语。
但是伊格尔顿却坚持把“文学”与“生产方式”链接在一起，因为文学固然是一种社会知觉结构和意识形式，处理的是思想、观念、世界观、意象等精神方面的事情，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产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和舞台演出的集合，它们也是且首先是给投资者带来利润、使大众得以消费的商品。文学要成为产品或可以消费的作品，必须经过采用一定方式的生产过程；显然，“文学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决不能仅仅对事实表面进行社会学和唯经济论的分析，而是要深入事实的核心，分析它与艺术本质的决定关系。结果我们看到，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方式”范畴的界定蕴
显然，“文化”概念本身充满了意义争执。针对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热，伊格尔顿提醒人们：“不管今天的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它们首先不是文化问题，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如果像后现代主义唯文化论者那样持相反的观点，那纯粹是想把破坏性的神秘化现象维持下去。”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争执不是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埃德蒙·伯克等人曾用意味着传统法权、世袭地位、等级差别的风俗惯例或“文化”来对抗托马斯·潘恩等人要求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自然”，以消除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喧嚣和骚动；维多利亚王朝的资产阶级精神工程师们曾诉诸“文化”和其他“有机”范式，以补偿和缝合整个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政治不公和社会分裂。至于冷战结束以后“文化”的再度升温，其实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新的组合。不妨说，“文化”是政治的表现。这也确实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所要表明的基本立场。
2. 文化危机
伊格尔顿针对当代社会文化现状和英国的“英文研究”现状，借用本雅明的一句名言提醒大家，“一切照样进行”正是文化危机的所在。他认为当今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有些批评术语如象征、抑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普遍现象，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不要提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因为凝聚一个民族除了文化还有什么呢？不会是地理，也不会是政治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团体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团体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原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轻易地穿越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此外，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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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伊格尔顿从分析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宗教，文化与礼仪、文化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政治等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详尽地分析，认为“文化”一词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艺术作品和思想作品及其制作和欣赏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信念、道德、美意识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得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即躲躲闪闪地、辩证地融入所谓‘看不见的日常生活本身的颜色’。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层面上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全部生活经验的所有因素，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但是他特别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三个意义互相关联。” 他发现，在浪漫主义初期，这些不同意义既有各自的界限，又相互联系，作为想象创造活动的文化与作为一般生活经验的文化是相互承转的，作为艺术、价值、风尚以及信念的文化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具体形式的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浪漫主义的文化观念在19世纪初期渐显裂痕，体现了人类理想价值的文化竟然逐渐脱离了它本来出自并准备影响的社会现实，文化诸意义之间失去了联系。这种状况一直到威廉·莫里斯才显示出另一种方向和可能性，而威廉斯的理论则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在伊格尔顿看来，从英国社会所经历的实际变革中理解19世纪的“文化与社会”论争与当代论争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创造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文化。
伊格尔顿经常使用“文化生产”这个概念，以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把“文学”或艺术与“生产方式”关联起来，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非常别扭，因为根据他们的常识，“文学”是高雅神圣的事情，属于“精神王国”，是人们挣脱“生产”和“经济”的世俗劳累和烦恼之后、放飞自我的“精神家园”。尽管你得花钱买莎士比亚或金庸来读，但是与得到的美妙的或审美的“精神享受”相比，仿佛再大的花费也算不了什么。正是这种“精神享受”使贫儿与王子栖居于同一境界，甚至在精神上高于王子。那些严守科学疆界的严肃学者通常也不会把“文学”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一个基本概念，而“文学”和“政治经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它们是两回事儿。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内部，则有两种主要情况：要么也许由于这种强大的“常识”力量的影响，也许是不愿冒犯好像已经签约的学科分界，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把“文学”与“生产方式”仪式性地联系一下，要么僵硬地把文学作品与特定历史的经济状况逐一对应，使文学批评还原为社会历史的索引和考证，成了与艺术审美无关的另一种话语。而对于推倒一切学科疆界、填平所有深层结构的后现代理论来说，把“文学”与“生产方式”关联起来，那是一种企图寻找某种本原和基础但现在早已失效的现代性的宏大话语。
但是伊格尔顿却坚持把“文学”与“生产方式”链接在一起，因为文学固然是一种社会知觉结构和意识形式，处理的是思想、观念、世界观、意象等精神方面的事情，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产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和舞台演出的集合，它们也是且首先是给投资者带来利润、使大众得以消费的商品。文学要成为产品或可以消费的作品，必须经过采用一定方式的生产过程；显然，“文学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决不能仅仅对事实表面进行社会学和唯经济论的分析，而是要深入事实的核心，分析它与艺术本质的决定关系。结果我们看到，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方式”范畴的界定蕴
含着珍贵而丰富的思想，概括而言，他首先把艺术牢牢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另人信服地坚持了唯物主义批评的根本立场；第二，文学生产方式以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高的程度决定了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第三，文学生产方式以各种方式刻写在作品的文类、风格、结构、节奏、句式等形式上；第四，从本质上看，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是一种社会实践。如果不明确地坚持文学艺术或“文化”的物质生产层面，或者说，如果不把作为意义象征系统的文化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联系起来，“文化”就会成一种漂浮的能指，因为任何文艺作品都可以根据其历史内容和语言风格测定它所属的特定社会背景以及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因此伊格尔顿经常使用“文化生产”这个概念，以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对于伊格尔顿而言，从文化视野看文学，或者把文学放在整个文化的大背景和大语境中，就是要把艺术以及整个社会知觉结构置于以经济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人的全部物质实践活动当中。因此，“文化”范畴穿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当然也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相连。
显然，“文化”概念本身充满了意义争执。针对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热，伊格尔顿提醒人们：“不管今天的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它们首先不是文化问题，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如果像后现代主义唯文化论者那样持相反的观点，那纯粹是想把破坏性的神秘化现象维持下去。”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争执不是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埃德蒙·伯克等人曾用意味着传统法权、世袭地位、等级差别的风俗惯例或“文化”来对抗托马斯·潘恩等人要求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自然”，以消除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喧嚣和骚动；维多利亚王朝的资产阶级精神工程师们曾诉诸“文化”和其他“有机”范式，以补偿和缝合整个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政治不公和社会分裂。至于冷战结束以后“文化”的再度升温，其实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新的组合。不妨说，“文化”是政治的表现。这也确实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所要表明的基本立场。
2. 文化危机
伊格尔顿针对当代社会文化现状和英国的“英文研究”现状，借用本雅明的一句名言提醒大家，“一切照样进行”正是文化危机的所在。他认为当今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有些批评术语如象征、抑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普遍现象，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不要提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因为凝聚一个民族除了文化还有什么呢？不会是地理，也不会是政治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团体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团体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原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轻易地穿越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此外，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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