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3. 文化之战
     “文化”在伊格尔顿看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谈，一种是用大写英文字母开头的“总体文化”（C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英文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文化”（cultures）,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的扩张，甚至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文化之战”的范围从而也无限制地扩张到除了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以外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经典的看护者与差异的维护者之间、死去的白种男性与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边缘人之间等的争斗。“文化之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在其动荡不定的概念史上，文化始终充当了“文明”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它始终在现实和理想的轴线之间摆动，同时也总是在描述和规范之间飘忽不定地徘徊。就其狭窄的意思而言，这个字眼意味着艺术和美好的生活；艺术含有使生活有价值之意，但艺术本身又是我们一生所企盼的东西。这个字眼颇有优越感地意味着，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再也不可能被看作“具有创造性的”，同时也带有警告意味地隐含着：文明的价值此时只能在幻想中见到。
     按照席勒或阿诺德的原意，文化是对宗派主义的一种矫正，它使人的头脑被单方面的介入而置于安详的清白状态，并且从我们恶劣的、经验的日常自我中抽出一种普遍的人性。然而，既然这种欢乐的古希腊精神面对的是具体的实际利益，那么它就只能以背叛自己为代价在行动中实现自己了。保卫自己的这种必要行动实际上削弱了自己那和谐的对称。但是你仍然能努力使文化的这一意思在一个三级过程中与其它东西相联系：作为审美的文化界定了一种生活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修养），在文化中从总体上实现这一目的就是政治的任务（文化作为生活的集体形式）。
     使文化的概念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是由于现代性经历了六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首先，文化在“文明”开始显得自相矛盾时一下子步入前台，正是在这一时刻一种辨证关系成为必然。在后启蒙时期的欧洲，一旦文明的概念成为一个单调乏味的实在术语而非一个不断上升的规范性术语，文化便开始将其当作乌托邦式的批判而反对它。其次，一旦人们意识到，没有激烈的社会变革，艺术和美好的生活的未来就处于可怕的险境之中，这时文化的作用一下子就变得突出了。为了使文化得以生存，你必须变革这种文化。第三，在荷尔德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文化在一种独特的传统或种族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攻击启蒙普世主义的便利方法。第四，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面临异族生活形式的难题，文化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那些形式必定是低劣的，但却显示出有着合乎情理的适当外形。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时，它需要确定自己的精神特权。
     使得文化概念突出的另两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首先是文化工业：在那个历史时期，文化或象征性生产既然与伟大的现代性时代的另一些生产形式相脱离，那么它最终便与后者重新结合并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三种潮流主宰了全球政治事务：女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种族性，文化体现在身份、价值、符号、语言、生活风尚、共同的历史以及归属或团体的宽泛意义上，这一事实就是人们可以用来表述自己政治需求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奖赏。身份政治也是这样，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工业阶层的斗争或反饥荒的手段。
     从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情况来看，文化在本质上已经从解决问题之方法的一部分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文化再也不意味着共识的平台，而成了斗争的竞技场。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决不意味着认同的超越，而意味着对同一的确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与危机就好像劳雷尔和哈代一样并行不悖。文化和危机是突然出现的。但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刻，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和具体文化的对立。（普世文明意义上）文化本身是无文化，因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低层次文化的敌人。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总体文化其实是各种具体文化的监护者，因此它是无形的和永恒的，它具有以总体文化之名义干预这些具体文化的权利，也即最终说来，它代表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至少从总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具体文化是落后的，因为它们是喧嚣的，有时特别激进，除了自身有所反响以外什么也没有反映出。但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话，差异也就当然无存。所以总体文化所做的只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之意义上反常地抓住特殊性，也即抓住纯粹（学究意义上）地点、历史、性别、职业、肤色等的偶发性事件，将其升华到普遍的高度。总体文化就其部分而言，并非与偶然的特殊性相关，而更与那种不同的动物，也即本质上的个体相关；它的目的是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设立一个直接的路径，绕过污浊的经验之途径。确实，什么东西才能比普遍本身更加独特地个体化、更加完整地自我指涉和自成一体呢？
     我们这个时代目前的重大事件是，不同版本的文化的交战不论好歹，不只是英文系的那些仍钻研密尔顿作品中的叙事和结局的令人厌烦的老保守与走廊上那些写手淫方面的书的青年才子之间的冲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文化就是你为之而破坏的东西。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在地理轴线上勾画出了，也就是西方与其它地方，因此在普遍主体和民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社团主义、社群主义、家庭价值、宗教基要主义、种族团体、新时代主义等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的这些组合形式从其内部和外部对西方主流文化形成了包围。无庸讳言，这便是地球上的南北之战。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跨国公司的勇敢无敌的全球性世界更具有令人恐怖的兼并性特征。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的轴线现在是相当明显的。普世性越是空洞地徒有形式，文化防御能力就越是内向和病态。自由人文主义者越是虚伪地把威廉·布莱克捧为永恒人性的声音，他们就越是把他当作死去的白种男性抛弃在加州。因为每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被当作一个新纳粹杀手。空泛的全球主义所面临的是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主义，就好像一种自由被撕下的但又不想补上的那部分一样。
     但是我们的文化之战实际上是呈三角形的，而非简单的两极。首先是高雅的或少数人的文化。这一形式的文化是欧洲的精神翼壁，因而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来日益破坏自己的平静、和谐但索然无趣的对称，这种军事行动的成功仅在于暴露了他们试图支撑的那种精神普世主义的虚伪本质。在当今世界，这种少数人的文化，却与文化的另两种版本发生了奇怪的矛盾冲突。其一，作为组合的特殊文化，或身份政治，作为旧有的“异国情调的”人类学意义现在得到了刷新，并开始大张旗鼓地繁殖，以便包括枪械文化、聋人文化、海滨文化、警察文化、同性恋文化、粗鲁文化、微软文化等：一个由各种感情的特殊性组成的大宇宙，这个宇宙与古典艺术品不同，他会把整个宇宙都否定。其二，当然也存在大众的、商业的或市场取向的文化，我设想，这后两种版本的文化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为我们所知的后现代文化。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将这三者总结为精英、种族和经济。或者将它们环绕成另一个轴，也即普世主义、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
     文化这个精美的、转瞬即逝和感觉不到的东西在19世纪被用来作为宗教的替身，这一功能使它置于十分强大的压力下因而它已开始背叛病理症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