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状。宗教总是以自己与知识界和普通大众以及仪式和精神的密切结合，以及使个人经验的直接特征与最无限的问题的结合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有了宗教，一种审美仪式或象征形式便包括了数以百万的人们，而且它也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正是现代性时代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少数人和专门意义上的文化是无法充当这一角色的，因为它只能为极少数人所分享；而较为共同的和人类意义上的文化也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很明显它只是一个战场，而非对冲突的超越的解决方式。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便受到身份政治、市场文化和后现代的后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它也与这些反对者共谋，有时还帮助制造反对派。作为礼仪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之内，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才能稳固地进行运作。高雅文化和市场文化经常分享同样的保守价值，因为在市场力量支配下的艺术很可能会像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经典作品那样，小心谨慎，墨守成规和反对实验。在任何情况下，十分高雅的北约文化是远离北约左翼的。荷马决不是一位自由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曾为激进的平等主义美言过，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拒绝私有财产，等等。这一政治观点并不是这些艺术作品说出来的，而是它们本身就含有这一

意思。
     作为普遍性的文化有着比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想象得出的更大胆的尝试。抽象和普遍主义所表现出的激进，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似乎并不欣赏。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假如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得到流行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在差异和特殊之内部并通过它们而建构出来。这一点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普遍互惠原则必须得到确定，但得作为阶级社会帮助培育出的一种富有个性化且感情特殊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比较狭隘的社群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地域或身体意义上的人，在哪里或是做什么的；如果它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特殊性都是没有结论的，具有差异和相互交织的。严格地说，纯粹的地方是不存在的。人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情感特殊性本质上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为了完全地置身在一个体制内，语言或文化必须已经对一个不可知的彼岸开放了。
     面对当今时代文化概念的无限扩张，伊格尔顿感到忧心忡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它的亲和性就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蕴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
    
     4. 共同文化的探讨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与社会”的论战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逐渐集中在一个新的问题上：什么是共同文化。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要理解19世纪文化论战与当代文化论战的连续性，就要把握这个新用语的意义范围，而进行这项工作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三个最关键的现代人物：T.S.艾略特， F.R.利维斯，雷蒙德·威廉斯。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对文学与社会的看法，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大的框架。
     作为必要准备，我们首先对艾略特和利维斯所做的事情作一点区分。利维斯的观点（当然远远超过利维斯本人）是，在过去某个“有机的”社会里，艺术与普通生活相互联系，但在商业主义唯利是图的当今文化语境里，二者之间只能是一种基本上相互敌对关系。艺术文化与社会文化结合时，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使自身免受贬损，从而创造性地闯入在这种社会里只能是少数人的意识和行为，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应该由相当明敏且有防卫能力的精英们去悉心筹划。这种观点显然是19世纪自由人文主义的延续：个体允许保留某些既有的价值，然而如果要扩展到整个社会，势必损失惨重。虽然这些价值本身是社会性的，事关人际交往的品质和道德活力，但在定义中注入了个体自由主义精神，一心想在这个兽性的、非个人的、无望的社会里探寻个人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将这些价值与可以确保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社会政治力量结合起来。
     利维斯对“有机”社会的怀旧情绪同样可以在艾略特身上看到。他也相信，充分自觉的文化只能是精英人物的专有品，只是在如何看待精英人物的本性这个问题上，他与利维斯有明显的区别。但是艾略特并不属于密尔和阿诺德一脉的自由主义，而是属于勃克、柯尔律治和迪斯雷利等人的激进保守主义传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在自觉自省的精英人物和唯利是图的大众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无法消除的紧张对立。他相信可能有一种共同分享的文化修养，这就是他所称的“共同文化”：一个有着共同的信念、意义、价值和行为的社会。然而艾略特却保守地认定大部分人既没有能力掌握自觉的文化，也没有能力拥有自觉的信念，这似乎妨碍着他关于共同文化共享信念的设想。艾略特强调文化的无意识性，强调通过无意识来传输文化，因此避开了自由主义在延展与保存之间的紧张对立。如果文化能通过无意识进行播撒，就可以把“群众”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称得上“共同”的文化，而不必考虑他们也曾参与了文化价值的形成。艾略特强调作为生活体验的文化具有无意识的性质，这对他的论点至关重要：恰恰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所以文化永远不能完全进入意识领域，所以我们意识到的文化决不是文化的全部。这一点把艾略特和第三种文化与社会观即威廉斯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联系起来。威廉斯也强调作为生活体验的文化的无意识性，在他看来，文化中的任何一点都缺乏整体上的可把握性，这是由于文化随时敞开接受贡献给它的一切。文化永远不能被完整地带到意识面前，因为它永远都不会彻底地完成。所谓共同文化，就是意义、行动、以及描述等不断交换的过程，绝不是自我意识到的或可以总体化的整体，而是在所有文化成员的意识中、因而也是在充分的人性中不断长大推进。威廉斯与艾略特的关键区别是，威廉斯主张的共同文化不仅被共同地享有，而且被共同地创造：通过合力参与得到共同享有。对激进社会主义者而言，共同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全力创造并维护自己的所有形式，包括艺术、政治、道德以及经济，所有成员都最充分地共同参与这些文化形式。而艾略特的共同文化则是在固定不同的层次上被共同地参与和享有，是为少数几个人保留的意识的界定和培养能力。社会主义共同文化观的充分涵义是，应该在全民族的集体实践中不断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整个生活方式，而不是把别人的现成意义和价值拿来进行被动的生活体验。威廉斯在谈及文化一词的意义时，把文化看作自然生长的自觉倾向，这种文化观将两种因素融合起来：真正的共同文化从来不是完全自明的，不能对它进行彻底的描述，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它是所有成员完全自觉的合作。威廉斯和艾略特都把一个现存社会阶级的价值指定为新社会的创造性象征，但艾略特指的是精英统治阶层的神圣义务和权利，而威廉斯指的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共同责任和平等合作。
     艾略特的共同文化模式最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它的静止性，威廉斯批评的正是这一点。两位作家都将共同文化与单一文化相对照：都重视一切作为集体生活体验的文化的非平直性和多样性。但不无反讽意味的是，艾略特所指的多样性出自区界森严的阶层结构：并非所有阶层都有相似的经验，所以并非所有阶层都能参与相似的活动。威廉斯同意不可能充分参与整个文化，但他把经验的多样性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