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本质置于共同文化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中：正因为共同文化在其结构和意义形成过程中要求复杂的合作参与，所以从统一之下的分离这个意义上说，它将比目前

所谓的共同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
     对社会主义者而言，相信共同文化的可能性就是相信“高雅”文化的力量，但这种文化是由整个群体再创造并分享的，应该得到丰富而不是破坏，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共享就是必须让全体人民参与并控制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生成过程；现实地看，这个运作过程就是革命政治。当然，保守主义把这两个层面都看成灾难。自由主义可能承认有必要让群众接近文化价值，但也会抛弃或限制为确保群体接近文化而创立的实践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关键的不同是把社会看作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已然的结构还是正在进行的人的创造活动。在伊格尔顿看来，为更广泛的参与而进行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一道不情愿地撤去的障碍，每一种新的结合形式，都引向进一步的整合。这一进程是无法抗拒或终止的，除非用静止的形象去代替生长着的形象。这就终结了保守主义式的稳定和阶层森严的社会及其特定的文化程度和关系，终结了依靠少数几个正派人在不变的、非个人的社会里维系个人发展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共同文化的存在，必然要遇到并了解这两种共同文化观。
    
     四． 结论
     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发展的历程，尤其是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批评观，我们不难看出伊格尔顿之所以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一位大师级人物，能有资格跻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之列，的确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业绩。伊格尔顿不仅以“说什么”给人们以思想的震惊和启迪，而且以“怎么说”深深地打动他的读者。这个“怎么说”凸现出伊格尔顿的魅力，形成一种典型的伊格尔顿风格（Eagletonism）。他得心应手地经常使用论战文体，面对“敌手”时论战，这自不必说，嬉笑怒骂、刨根兜底、穷追不舍、不依不饶；即使面对“同志”时他仍然论战，好像论战是他不能须臾割舍的对话方式，也是他表达友情的一种有效方法。譬如对他非常敬爱的老师威廉斯，对他很难得的同路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都进行过颇为尖刻的批评。他说威廉斯的著作表达了典型的左倾利维斯主义观点，说威廉斯实际上是个自由主义左派，说他的文章沉重而空洞，打磨得毫无棱角，而且缩头缩脑，《文化与社会》其实是唯心主义和学院派的东西，对传统之反动的一面视而不见，毕竟是剑桥这种地方出来的文学批评家，等等。 他揶揄詹姆逊是一个“温和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超群出众的关联大师和类比专家，了不起的占用者，用各种话语耐心地修补漏洞百出的文本，表现出一种无家可归的风格，把他的著作比作加利福尼亚某超市，批评他过于“永远历史化”，过于“商品化”，认为他的情况也是激进的美国政治疲软和置换的结果。 伊格尔顿那似乎毫无遮拦的批判锋芒并不一定说明他自以为是，况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能把一切既有的和“在线”的知识程式放在现实的钳锅里加以“烤验”，使我们重新感受“思想着”的乐趣和实在的自我。
     无论在结构主义时代，还是后结构主义时代，伊格尔顿一再申明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但他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他始终实质性地而不是仪式性地把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坚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建立自己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伊格尔顿是一个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并不像许多也坚持生产方式和基础/上层建筑基本模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教条机械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狭窄小道。相反，他把生产方式和基础/上层建筑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葛兰西的实践美学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当代新的理论视角结合起来，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多重结构及其互动关系，充分挖掘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力，在这个框架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坚定地把艺术、文化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坚持唯物主义批评的根本立场，这在他所处的西方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方式”范畴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高的程度决定了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而且以各种方式刻写在作品的文类、风格、结构、节奏、句式等文本形式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的一次重要拓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生产方式”范畴里，艺术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综合的多重结构互动的文化生产。这种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生产是对后现代盛行的文化相对主义或唯文化论（culturalism）的有力抵抗。
     毋庸置疑，“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批评话语里的一个中心范畴，甚至是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标志性符号。尽管“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对这个范畴的考察之深入和全面、花费的心力和取得的成就之大者，莫过于伊格尔顿。他的意识形态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以意识形态生产为核心的“文本科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范畴，还恢复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阿尔图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受其影响，然而相比之下，也有诸多不同。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完全是“虚假意识”，因为意识形态是真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且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本身绝不是虚假的。其次，意识形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重结构，由一般意识形态、各种局部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层次构成，各层次之间以及各层次本身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是与政治实践以及理论实践乃至物质实践相并列的一种社会实践，这种观点是他的结构主义多元决定论的产物，其后果是淡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最终削弱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而伊格尔顿则坚持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坚持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源头，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恢复并增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这在不断听到“意识形态终结”声音的后现代，具有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尖锐地指出，在一个明显受到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的世界里，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竟然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成了过眼烟云，这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和再现所抱的怀疑主义态度有很大关系，也与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全面重组密切相关。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批判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这与法兰克福派的悲观的意识形态批判形成巨大的反差。
     伊格尔顿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确，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源文本”，或者说，他仍然“固执地”不相信后现代主义的繁荣和马克思主义的困难、市场的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消解是后现代叙事的惟一情节。他甚至辩证地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在于苏联和东欧官僚统治机器被推翻之后出现的政治幻灭感，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而导致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虚脱感和挫败意识。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伊格尔顿在这个以拆解宏大叙事为主旋律的后现代

，不顾一切地“不识时务地”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起对后现代主义尤其美国解构主义的更加猛烈的政治批判，在后现代理论超市上发出仿佛另类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刺耳但发人深省，壮烈但给人以希望。
     伊格尔顿的世界级分量也许首先在于他自觉地探索和拓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空间，自觉地面对英国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他对“英文研究”传统的不依不饶的批判。也可以说，多亏伊格尔顿，“英文研究”和“英国文学”变得名声远播。我们知道，以利维斯的“细绎”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在20世纪的英国批评界占据着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因此，不用说批判“英文研究”和“伟大的传统”，哪怕对它说三道四、稍露不恭，都可能招致灭顶之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