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在破碎的世界中

世纪象征观念、神学观念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翻版，它们不足以促进二十世纪寓言观念的诞生。本雅明认为全新的寓言观念之生成来自于克罗伊策与吉洛。
     克罗伊策对寓言的认识并未超越歌德多少，但他对符号的认识却直接启发了本雅明。在克罗伊策看来，符号有四个特点：瞬间性、总体性、本原的不可测知性和必然性。而瞬间性被克罗伊策视为象征符号与寓言符号的本质区别。所谓瞬间性是指一种如鬼魂般神秘的力量，它使我们在对符号的观照过程中遗忘了世界的存在，并在遗忘中感受到世界中蕴藏的丰富、完美与美好；它使我们感受到完满、幸福与喜悦。这正是象征符号所具有的。象征符号的清晰、简洁、优雅与美使得这瞬间性获得了一种永恒。这一切却是寓言符号所缺乏的。 在本雅明看来，瞬间性的缺失正是二十世纪现代寓言颠覆古典象征的重要力量；反抗完满、反抗整体、反抗统一，寓言走出了象征的巨大阴影，以一种叛逆的姿态迈上了社会文化舞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现状的缩影。
     卡尔·吉洛的贡献，本雅明以为是对符号形象的重视。正是借助于符号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声音被克服了；在声音符号中寻求瞬间性的生成的努力被击碎了。吉洛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考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图形符号写作。在这一创作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字母文字中的语音因素被不自觉地克服了，而符号自身所具有的物质性存在方式则被凸现了出来。换句话说，视觉因素在破解符号含义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特点，经过中世纪僧侣精神的浸泡，随后在巴罗克戏剧中重新突现出来。在古代巴罗克戏剧中，重视整个戏剧中的符号形象效果，而不是借助于声音与观众的交流，本雅明认为这正是现代寓言的规定。
     从上面所进行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的“寓言”范畴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主体的建构。本雅明只是从历史中拿来一个文学符号，即只是一个能指，而能指背后的古典意义则被本雅明彻底抛弃了，而由主体赋予这个能指一个新的涵义；这个新的能指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二十世纪之初的那个独特的语境中，在个体、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子的自我分裂中，它以一种彻底破碎的形象展示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中。
    
     二、 寓言阐释与现代性
    
     本雅明对寓言的阐释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进程行将末路之时出现的。
     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很多。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认为，现代性是指“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 即西方自中世纪或封建社会之后而来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它是指资本主义在西方萌芽及至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漫长历史时期。它的前期是资产阶级争取并巩固其话语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应当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理性由弱到强。在笛卡尔及法国启蒙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努力下，成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 人们深信，理性可以为人类与社会提供合理的规范，并可为人类带来永恒的福祉。这一理想在哲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黑格尔体大虑周的思想体系了。当自由资本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步入垄断资本主义之时，现代性的发展也同时步入了后期。它在文化领域中的标志，一方面是出现了以柏格森、尼采、叔本华等为代表的非理性、反理性哲学思潮；另一方面则是文学艺术中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文艺创作的兴起。波德莱尔、爱伦·坡、王尔德等迥异于前的作家步入文坛，并给文坛带

来了颓废色彩颇为浓郁的创作倾向。这一创作特点影响颇巨，远播二十世纪中后期仍绵绵不绝。
     与现代性相伴生的是西方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与殖民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被定名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 所有这些过程构筑了所谓的现代社会。
     虽然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争论颇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现代性并未如启蒙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给人类带来永恒的福音。诚如卡尔·马克思所嘲弄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不仅未能在大地上实现，反而给人类带来更为赤裸的奴役与恐怖。到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物欲膨胀和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表明，现代性以未完成而告终，并因此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应当说，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是与资产阶级理性掌握话语权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早在十八世纪，哲学家、文学家席勒就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物欲膨胀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制，并提出“自律”的人、游戏的人以试图调节这一矛盾。黑格尔是第一个使现代性这一概念突出出来的人， 他同时也提出了异化观念；这一思想直接启发了卡尔·马克思，而后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从一定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确意味着一种与历史和传统的彻底断裂，它背叛的直接对象便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们。哈贝马斯说的好：“现代性意味着再也不能从其他时代的模式中借鉴标准，以确定自己的方向，它只能从自身中创造出自己的规范来。”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论断带有强烈的乐观色彩，这或许与他把现代性看作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这一观点有关。可哈贝马斯似乎忽视了一点，即现代性在制定全新的规范的过程中，同时将人类抛进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这一困境使得“怀疑”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和基础。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本雅明的寓言诞生了。本雅明认为：“现代主义改善了大多数事物，而那种被认为是历久不衰的古典主义正显露出陈腐的景观。” 古典主义的衰落带来的是碎片化的世界，而这正是寓言的社会。寓言因此而成为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标记，它展示着全部现代西方文明的颓废、忧郁、困惑，还有废墟状态。
     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价值的保护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成为了问题。而作为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当本雅明面对这个世界时，他的思想更是悬在了空中。现代世界本身即是个寓言体，外在的碎片世界是我们直接触摸到的，而那个本质——实际是人类灵魂赖以栖居的终极——已经无法为我们感知。现代性扯断了与传统联系的脐带使人类无法再回到古典。人类似乎只能凭籍瞬间的古典冲动以完成对碎片世界的重新拼贴，其结果却是生存的流水线化与机器化的展示。
     现代主义带给人类的最大变化莫过于这一语境中人的变化。人首先是商品的一部分，而商品则“登上了使人膜拜的宝座”， 它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时尚，使得生命屈服于无生命物的诱惑。商品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自然本性从原始的、传统的血缘纽带中拉出来，并打碎了这个纽带所编织的古典梦幻。它改造了人，尤其是改造了女人。本雅明写道：
    
     十九世纪开始在家庭之外的生产过程中毫无节制的使用妇女。它按一种极原始的习惯把她们彻底赶进工厂。它的结果是，随着时间进程，男子气的特征必须借助于这些妇女来表现了，工厂劳动对人的形象的损害尤其导致了这些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妇女从家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是一种进步，但现代主义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将这一进步展示了出来。它取消了妇女与男子的性别差异，而使妇女变成为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的一个零件，使人完全功能化、异化；而妇女身上的这种男子气与其说是一种人的行为变化，不如说是人的机器化的结果。它必然是病态的。故而现代主义对妇女的这一“解放”并没有取消妇女身上的枷锁，而是相反，成倍地加重了它。它不仅使妇女继续沦为男性的奴隶，更使之沦为商品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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