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
近，是指那些无关宏旨又漫无中心的片言只语，它可以包括“街谈巷语”，但又不只限于“街谈巷语”，小说家的任务是“合”这些片言只语以成“短书”。“短书”一般认为指体制的简短，并认为它还包含内容的故事性与传奇色彩。“小说”在汉代是指篇幅短小、方士所作、内容有故事性与传奇色彩的文章。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说：“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应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⑤
由于小说起源于方术，一方面，它是秘不示人的；另一方面，它是要让帝王贵族们相信的，所以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古人的真实观与我们今天的真实观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传奇色彩。近现代学者探讨古小说时，认为古小说近史而悠缪、近子而浅薄，大约与其起源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在历代史志中都著录在子部小说家，这一点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属子部小说家的归类，并无分歧。古人按经、史、子、集来类别图书，其标准并不是按现代文体去划分，而主要是以文章的功用来区分。
顾荩臣在《经史子集概要》中言“经书”：“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曰：‘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以作‘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在典籍，其能垂训戒而作‘法则’的，我们都得尊称它为经。王逸注离骚，他又说：‘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则经之为义，经之为书，简直可以算它是：‘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无所不通了’。我现在再根据上面的话，总括起来，为经字下个‘界说’道：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事，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才得称它为‘经’。”⑥其云“史”曰：“知所谓‘史’者，乃古代为帝王‘掌书’，‘记事’之人。但‘史’之为职，他手中所书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为本，故其字从又，持中。”⑦而言及“子书”时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而后可以称它为‘子书’，这是无可勉强的了。”⑧又谓“子书”：“李唐以下，更分天下图书为经史子集四类，于是子书的范围，包含益见广大。可惜后来的学者，都以为诸子的学术，大抵是：反经术，非圣人，明鬼神，信物怪，小辩破义，大道不通，致远恐泥，……便皆当它不足留意。甚至目老庄和杨墨等学说为异端，为邪说，束其书而不观，因此‘诸子’之学遂成绝响！又谁知一切‘子学’的中间，实含有‘政治学’，‘名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意义，而为我国哲学思想的渊源，是学者所不可不研究的。”⑨其言“集部书”曰：“今按汉书艺文志，有谓：‘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云云。颜师古注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也。’是‘集部’的名目，汉时已肇其端了。要之，三代而下，凡有文人学士，其著述成书，而不能列入于‘经家’‘史家’‘子家’的，都得称它为‘集’。‘集’中所包括的，词赋文章，一切皆有；且多著声于艺林，卓然可为后人所取则的。”⑩
经是用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史是帝王记事之书，子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集是诸书的汇总，多为词赋文章。在这里，并未曾从文体特点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别各种文章，而主要是从文章的功用的角度予以考察。
由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价值观念的影响，古代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里所谓的“立言”也并不是抒写个人性情的“文学性”文章，而主要是“立”那些经邦治国、有补于世之“言”。士大夫阶层很少将创作“文学性”的文章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创作“文学性”文章多半是士人郁郁不得志、“物不平则鸣”的产物。孔子自己“述而不作”，并说“文章小道，君子不为”，这种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古代学术并无严格分野，文史哲是西方人的观念，在中国古人那里，一部书的功用才是它所处位置的主要原因。建立了现代学科分野之后，《论语》、《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哲学史中却也不可或缺；《史记》、《汉书》在文学史中是煌煌巨著，在历史学家那里更是重中之重。这种现象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古代文化才是合适的？是用现代西方学术的手术刀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分解得支离破碎，还是重新回归中华民族原有的思维方式、延续并发展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在西方科学逻辑思维面前全面失语，还是重铸我们的民族信心，建立有传统、有中国特色的中土文化？
三
我们再看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里先交待了小说的来源，然后引用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亦君子弗为也”，说明其价值是虽为小道但必有可观的，但是“致远恐泥”，所以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但也不会灭亡，或许有“一言可采”，这也是“刍荛狂夫”的言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按当代学者们的考察，认为并不准确，前文已经论说，此处不必重复。这里所说的是“小说”的来源以及它的作用与地位，从“君子弗为”可以看出它的地位并不高。
唐代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修《隋书》，魏征撰《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属于子部。修于初唐的《隋志》是唐代小说观念的体现。《隋志》子部“小说”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隋志》虽承接《汉志》而来，但有所不同。其言小说是“街谈巷语之说”，既是街谈巷语之言，那么应该不会太长；“小说”的“小”字，也就是指体制的短小，与圣人高文巨册相对而言，也含平民百姓所言轻微之意。“《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这里是从《传》与《诗》的来源来说明“小说”与《传》、《诗》一样，都是为圣人教化服务的。“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这就将采诗的时间、行为与目的交待清楚了；“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这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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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说起源于方术，一方面，它是秘不示人的；另一方面，它是要让帝王贵族们相信的，所以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古人的真实观与我们今天的真实观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传奇色彩。近现代学者探讨古小说时，认为古小说近史而悠缪、近子而浅薄，大约与其起源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在历代史志中都著录在子部小说家，这一点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属子部小说家的归类，并无分歧。古人按经、史、子、集来类别图书，其标准并不是按现代文体去划分，而主要是以文章的功用来区分。
顾荩臣在《经史子集概要》中言“经书”：“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曰：‘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以作‘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在典籍，其能垂训戒而作‘法则’的，我们都得尊称它为经。王逸注离骚，他又说：‘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则经之为义，经之为书，简直可以算它是：‘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无所不通了’。我现在再根据上面的话，总括起来，为经字下个‘界说’道：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事，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才得称它为‘经’。”⑥其云“史”曰：“知所谓‘史’者，乃古代为帝王‘掌书’，‘记事’之人。但‘史’之为职，他手中所书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为本，故其字从又，持中。”⑦而言及“子书”时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而后可以称它为‘子书’，这是无可勉强的了。”⑧又谓“子书”：“李唐以下，更分天下图书为经史子集四类，于是子书的范围，包含益见广大。可惜后来的学者，都以为诸子的学术，大抵是：反经术，非圣人，明鬼神，信物怪，小辩破义，大道不通，致远恐泥，……便皆当它不足留意。甚至目老庄和杨墨等学说为异端，为邪说，束其书而不观，因此‘诸子’之学遂成绝响！又谁知一切‘子学’的中间，实含有‘政治学’，‘名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意义，而为我国哲学思想的渊源，是学者所不可不研究的。”⑨其言“集部书”曰：“今按汉书艺文志，有谓：‘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云云。颜师古注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也。’是‘集部’的名目，汉时已肇其端了。要之，三代而下，凡有文人学士，其著述成书，而不能列入于‘经家’‘史家’‘子家’的，都得称它为‘集’。‘集’中所包括的，词赋文章，一切皆有；且多著声于艺林，卓然可为后人所取则的。”⑩
经是用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史是帝王记事之书，子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集是诸书的汇总，多为词赋文章。在这里，并未曾从文体特点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别各种文章，而主要是从文章的功用的角度予以考察。
由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价值观念的影响，古代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里所谓的“立言”也并不是抒写个人性情的“文学性”文章，而主要是“立”那些经邦治国、有补于世之“言”。士大夫阶层很少将创作“文学性”的文章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创作“文学性”文章多半是士人郁郁不得志、“物不平则鸣”的产物。孔子自己“述而不作”，并说“文章小道，君子不为”，这种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古代学术并无严格分野，文史哲是西方人的观念，在中国古人那里，一部书的功用才是它所处位置的主要原因。建立了现代学科分野之后，《论语》、《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哲学史中却也不可或缺；《史记》、《汉书》在文学史中是煌煌巨著，在历史学家那里更是重中之重。这种现象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古代文化才是合适的？是用现代西方学术的手术刀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分解得支离破碎，还是重新回归中华民族原有的思维方式、延续并发展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在西方科学逻辑思维面前全面失语，还是重铸我们的民族信心，建立有传统、有中国特色的中土文化？
三
我们再看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里先交待了小说的来源，然后引用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亦君子弗为也”，说明其价值是虽为小道但必有可观的，但是“致远恐泥”，所以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但也不会灭亡，或许有“一言可采”，这也是“刍荛狂夫”的言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按当代学者们的考察，认为并不准确，前文已经论说，此处不必重复。这里所说的是“小说”的来源以及它的作用与地位，从“君子弗为”可以看出它的地位并不高。
唐代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修《隋书》，魏征撰《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属于子部。修于初唐的《隋志》是唐代小说观念的体现。《隋志》子部“小说”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隋志》虽承接《汉志》而来，但有所不同。其言小说是“街谈巷语之说”，既是街谈巷语之言，那么应该不会太长；“小说”的“小”字，也就是指体制的短小，与圣人高文巨册相对而言，也含平民百姓所言轻微之意。“《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这里是从《传》与《诗》的来源来说明“小说”与《传》、《诗》一样，都是为圣人教化服务的。“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这就将采诗的时间、行为与目的交待清楚了；“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这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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