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
句话进一步将采诗观风的功能具体化了。“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这是引用训方氏之言来说明采诗观风之意义。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引用圣人之语，说明小说的重要性与要注意的事情。《隋志》短短数语，交待了“小说”的起源、特点、目的、功用、重要性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可见，采集“小说”的功用就是为王者政事服务的。
《旧唐书》卷四十六云：“……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此处小说家承《汉志》之说。《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云：“……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此处“风谣之小说”是民间的流语传言,应该是篇幅较短小，内容也不完全可信。
《新唐书纠谬·原序》：“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此处“小说”不仅是街谈巷议之言，而且突出了“唐人小说，类多虚诞”的这一特征，并云“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果说唐前的小说还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唐代，小说就不再有真实性可言了，唐代的史臣也“任情者多矣”，史书也不完全真实了。《新唐书纠谬》卷一：“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不可信。《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六：“小说家多传会之词，恐不足信。”《新五代史》卷三十八：“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综上所言，可以看出在正史的记载中，子部小说家的特点有：体制较小；内容为街谈巷议之语，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功用为观风俗以知得失；唐以后小说杂以讹缪，不足为信，唐以前的小说是可信的。
一直在子部小说家中著录的《世说新语》，完全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隶属子部小说家，并无疑义。宋代欧阳修作《新唐志》时，他的小说观念就发生了变化。欧阳修在修《新唐志》时，把《旧唐志》中的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并以真实与否来区别小说与史传作品。到了清代，孙星衍亦认为小说不可信，而《世说新语》又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将之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是具有近现代学术底蕴的学者，因之将《世说新语》列入“杂史·琐言”，并不奇怪。鲁迅先生治《中国小说史略》时，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开始，以时代为序进行介绍与论说，鲁迅是尊重历史的，故以《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亦无疑义。只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才产生了种种疑问。
在权威的西方小说理论那里，法国文学批评家谢沃利给小说下的定义就是：“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的《文艺理论》说：
过去西方有人曾经将小说定义为“用散文形式写成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虚构作品”，也有人将它定义为“用散文写作的喜剧史诗”。巴尔扎克把小说称为“庄严的谎言”，韦勒克、沃伦说，“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也就是谎言”，“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即它的对现实的幻觉”，“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在强调了“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说到底，小说是一种叙事虚构作品。它是小说家的一种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一方面需要借用现实和历史中的某些生活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另一方面要在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对这些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进行艺术的拆解、加工、组合、充实、虚拟、假设、延伸和发展，进而运用艺术的想象力和结构力，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世界。这种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既同现实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又不同于现实和历史的世界，是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一种超越。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是一种虚构的作品，是作家有意识的创造，是对现实或历史中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的一种符合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新生活、新世界，这种新生活、新世界与现实生活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一种超越与创新。当代作家王安忆认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作家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她认为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只不过，筑造心灵世界或者神话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不在其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开拓了人类的视界。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小说的虚构性不谋而合。
从现代文学理论来看，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这里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也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主要在其篇幅短小、内容在宋以前与史传内容相同，而在欧阳修《新唐志》之后，才将小说录入子部小说家，才开始有类似近现代的小说观念——以真实与否来区分小说与非小说。
在西方观念中，虚构是小说必须具备的要素。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小说是一个发展的文章体裁，而非一种文学样式，至于虚构与否是唐以后人们的观念。在这里，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者们发现，用西方小说理论来看待《世说新语》，它似小说又非小说，似史书又非史书，是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的一个“怪胎”。在这些争论的背后，大家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用现代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解剖中国古代作品是否合适？二是如果不合适，怎样的研究才是合适的？这两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注释：
①尹雪华：《也谈〈世说新语〉的文体》，《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周昌梅：《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对六朝小说文体的考察——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③林宪亮：《〈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林宪亮：《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船山学刊》2009年第2期。
⑤王瑶：《小说与方术》，《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⑥⑦⑧⑨⑩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1、5、6、2页。
《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457页。
吴缜：《新唐书纠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页。
刘安海、孙文宪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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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四十六云：“……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此处小说家承《汉志》之说。《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云：“……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此处“风谣之小说”是民间的流语传言,应该是篇幅较短小，内容也不完全可信。
《新唐书纠谬·原序》：“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此处“小说”不仅是街谈巷议之言，而且突出了“唐人小说，类多虚诞”的这一特征，并云“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果说唐前的小说还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唐代，小说就不再有真实性可言了，唐代的史臣也“任情者多矣”，史书也不完全真实了。《新唐书纠谬》卷一：“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不可信。《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六：“小说家多传会之词，恐不足信。”《新五代史》卷三十八：“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综上所言，可以看出在正史的记载中，子部小说家的特点有：体制较小；内容为街谈巷议之语，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功用为观风俗以知得失；唐以后小说杂以讹缪，不足为信，唐以前的小说是可信的。
一直在子部小说家中著录的《世说新语》，完全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隶属子部小说家，并无疑义。宋代欧阳修作《新唐志》时，他的小说观念就发生了变化。欧阳修在修《新唐志》时，把《旧唐志》中的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并以真实与否来区别小说与史传作品。到了清代，孙星衍亦认为小说不可信，而《世说新语》又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将之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是具有近现代学术底蕴的学者，因之将《世说新语》列入“杂史·琐言”，并不奇怪。鲁迅先生治《中国小说史略》时，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开始，以时代为序进行介绍与论说，鲁迅是尊重历史的，故以《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亦无疑义。只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才产生了种种疑问。
在权威的西方小说理论那里，法国文学批评家谢沃利给小说下的定义就是：“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的《文艺理论》说：
过去西方有人曾经将小说定义为“用散文形式写成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虚构作品”，也有人将它定义为“用散文写作的喜剧史诗”。巴尔扎克把小说称为“庄严的谎言”，韦勒克、沃伦说，“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也就是谎言”，“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即它的对现实的幻觉”，“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在强调了“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说到底，小说是一种叙事虚构作品。它是小说家的一种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一方面需要借用现实和历史中的某些生活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另一方面要在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对这些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进行艺术的拆解、加工、组合、充实、虚拟、假设、延伸和发展，进而运用艺术的想象力和结构力，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世界。这种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既同现实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又不同于现实和历史的世界，是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一种超越。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是一种虚构的作品，是作家有意识的创造，是对现实或历史中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的一种符合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新生活、新世界，这种新生活、新世界与现实生活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一种超越与创新。当代作家王安忆认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作家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她认为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只不过，筑造心灵世界或者神话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不在其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开拓了人类的视界。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小说的虚构性不谋而合。
从现代文学理论来看，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这里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也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主要在其篇幅短小、内容在宋以前与史传内容相同，而在欧阳修《新唐志》之后，才将小说录入子部小说家，才开始有类似近现代的小说观念——以真实与否来区分小说与非小说。
在西方观念中，虚构是小说必须具备的要素。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小说是一个发展的文章体裁，而非一种文学样式，至于虚构与否是唐以后人们的观念。在这里，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者们发现，用西方小说理论来看待《世说新语》，它似小说又非小说，似史书又非史书，是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的一个“怪胎”。在这些争论的背后，大家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用现代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解剖中国古代作品是否合适？二是如果不合适，怎样的研究才是合适的？这两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注释：
①尹雪华：《也谈〈世说新语〉的文体》，《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周昌梅：《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对六朝小说文体的考察——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③林宪亮：《〈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林宪亮：《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船山学刊》2009年第2期。
⑤王瑶：《小说与方术》，《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⑥⑦⑧⑨⑩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1、5、6、2页。
《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457页。
吴缜：《新唐书纠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页。
刘安海、孙文宪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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