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史素养，不少还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多少有点传统的士大夫气。他和这些“旧式”朋友“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却不多。他和他们一道纵谈古今，吟诗唱和，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就是信物往返，也是高深典雅，智慧含蓄。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毛泽东对这位右倾朋友信中的话十分欣赏，如“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诸希珍重。”还有“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在与章士钊谈到大陆和台湾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就如《长恨歌》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
　　青年毛泽东曾潜心探求宇宙间的大本大源，企望以此正“人心”、救世界，这一思想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中写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这里的大本大源究竟为何物？如果仅将本源解释成“宇宙真理”，毕竟有些云遮雾障。其实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大本大源就是“人心”，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等，我们统称之为人格。的确，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并探讨过这一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民性”的改造当作振兴中华的良方。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他那种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入手的救国图存的观点，一直表现得显明而强烈。
　　从救“心”、救“世”的大本大源观点出发，青年毛泽东将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分成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写道：“宋韩（愈）、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传教之人也。”
　　范仲淹，北宋仁宗的一位副宰相。他是一位政治家，“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又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为人敬仰的人格道德楷模。他写《岳阳楼记》时对于他当时被罢相不置一句怨言，相反认为个人的进也好，退也好，个人利益得失不值得喜悲，而应该学习古之圣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远志向。史载“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从而矫正了一时的奢糜时尚风气，“中外想望其功业”。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谈到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世人才“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终于改变了五代以来纲维横决的不良的风俗习气。为此，青年毛泽东才将他列为一心向往传教而兼办事的圣贤人格。
　　青年毛泽东对于曾国藩更是敬服，曾云：“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青年求学时，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在《讲堂录》中，他记下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熟读并记下的曾国藩格言中，便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就是按照范仲淹、曾国藩这种“传教”之人的言行行事的。他淡泊明志，简朴过人，力求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生活问题，以腾出精力求索其理想。他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体察社会民情。他磨练身心，劳其筋骨，砥砺气节，强固意志。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赫然写进必须遵守的会章。出身农家的他深深懂得“成事”与艰苦辛劳是密不可分的，“不问耕耘，哪有收获”。这种带有禁欲色彩的自觉行为，目标是远大的、宏伟的、浪漫的，但实行起来却要付出十倍的勤劳，忍受百倍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毛泽东主张道德自律，同时也实践道德自律。正是在奋斗不息的劳苦实践中，理想与现实方达到合二为一，理想具有了可行性、操作性。
　　大本大源的探索，完美人格的追求，使毛泽东信奉精神力量的无以穷尽。作为一个时刻关注自己生命力量，凭借坚强意志向旧制度挑战的人，他以为首先必需立“人”，处理好“人格”与“事业”的关系。
　　在1921年1月给彭璜信中，他认为“救世”先要“救己“，二者关系犹如根本与枝叶、工具与事业的关系。“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与“功业”的关系，也就是早年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从人格向政治转化的逻辑。他公开自我解剖云：“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于人总是＠①＠①，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他认为“意弱”之人不仅要善于坦诚解剖别人，也要善于坦诚解剖自己，如此人格上才会不断完善，这就是儒家的“慎独”精神。
　　毛泽东继承了湖湘学所倡导的修身养性，有着极大的忍耐力、抑制力的精神，似乎有着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毅力。1945年他赴重庆谈判，住了44天，与蒋介石会谈10次。他本来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见蒋时，他绝不抽一支。这一细节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感慨，他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烟（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抽，对他的决心和毅力不可小视啊！”他就是以这种铁的毅力在艰难险阻中奋战了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区丢失殆尽，但作为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顽强的意志，更坚韧的精神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壮举。关于毛泽东的心理意志，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分析。他说：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对那些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不管这种经验在当时有多么痛苦。在中国

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也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外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似乎总有一股“偏偏对着干”的心理态势，其自信，其顽强，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在他的斗争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妙的逻辑：在他看来越是顽强、艰难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要对着干。但是物极必反，由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有时也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如越穷越好，就会越革命，越乱越好，从而达到大治。由于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鼓作气，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个人意志，就可以打破经济、自然的常规，达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大灾难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
　　在生命的最后10年，毛泽东尽管有过从大乱到大治的设想，但不停歇的政治运动注定了天下不可能大治。历史的运行最大的一次逾越出了他设定的轨道，一般悲凉，千般遗憾，开始在他暮年的心里涌现，动摇了他的自信心和意志论，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惑。迟暮之年，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域终究是有限的，单凭哲学思考和热情想象要达到那个“彼岸世界”，毕竟太迷茫、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界限，进入70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年4月1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得最具体，也最伤感。他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周恩来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这个时候，他甚至对与之半个世纪以来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国民战犯也宽容大度了。1975年2月27日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