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金晶 林春颖
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地位严重低下等。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但因为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作品的结局大都与现实妥协。当然，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但这只是特例，没能发展成普遍的社会观念。
20世纪20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20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3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峰，50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以及80年代的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她们崇尚自由恋爱，挑战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可以说，传播开化思想是2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流。
进入3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了自已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 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与此同时，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无疑加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内容有机结合，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从根源上颇有深度地触及女性的个体性和欲求的问题。殷熙耕的《妻子的箱子》《她的第三个男人》，全镜瀵的《幻与灭》，孔枝泳的《存在即是流泪》，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不唱歌的女人》，金广淑的《和镜子有关的故事》，吴受妍的《看待事物的七种方法》和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作品大胆地、赤裸裸地展示“性”的问题，作家主观阐释女性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大幸福，严肃而深刻地思考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性”“母性”和“女性的主体性”。
一、重解“性”
90年代以前的韩国女性作家虽也涉及性的问题，但是或美化或夸张。进入9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被更详细、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殷熙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创作大胆著称。在小说《她的第三个男人》中，殷熙耕赤裸裸地描写主人公的性与爱，细腻地描绘了女性的羞耻心和羞愧感。小说主人公“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维持了8年的不正当关系，她精神上自我蔑视，悔恨自己对情人妻子的嫉妒，甚至对情人的爱也使她感到倦怠，连本应满足的男女之欢都莫名地折磨着她。痛苦的她想清算这种生活，但似乎这已经成了习惯，最终也没能果断地结束这种生活。小说中的“她”曾为爱不顾一切，然而被婚姻这个社会契约击溃，对她来说，男女之欢已像毒瘾一样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她寻求爱情的真谛而不得，只能在“习惯”中彷徨：爱情蒸发了，剩下的只有“习惯”了冗繁、烦躁和倦怠的安逸。这也是现代人的世纪末心理。在小说里，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求。从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才正当”的价值观被打得粉碎。
一、重解“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母性的释义也不断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50年代的6·25战争等历史悲剧迫使韩国的母亲在无衣无食的条件下为了家人必须付出极度艰辛的劳动，承受无法言语的痛苦。到了六七十年代，以越南战争为契机，韩国的产业化初见端倪，韩国社会号召年轻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庭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就这样，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从事杂活苦役。韩国社会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实力，不断通过大众传媒向女性灌输“只有牺牲自己和献身才能保住家人，国家才能崛起”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女性来说优先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甚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恶的。80年代韩国的民众意识抬头，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悄然复苏，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人》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冬季女人》转变了女性看待“性”的视角，给所有女性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空气。它让女性明白女性也可以开放地对待“性”，母性的释义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牺牲和献身”，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更具主体性，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次思想变革。
如上所述，女性和母性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那么，90年代的母性在文学作品中是怎样的面貌呢？从殷熙耕的《贫妻》中可见一斑。
我是单身女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上班。剩下的时间是自由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书，写字，听音乐，随心所欲。但外出是不允许的……
《贫妻》中丈夫“我”偷看妻子的日记，作家殷熙耕借丈夫的眼睛读妻子的内心。这段日记的作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跟所有为人妻的女性没什么两样，要说不同只有一点：她坚持每天写日记。日记是她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她记录循环往复的家庭琐事，倾诉想脱离庸常生活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家当成工作单位，把已婚的自己看成独身女人，她在日记中把自己客观化，把孩子、丈夫和自己的生活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这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同时也可看出现在女性爱护家庭和家人的新方式。
三、寻找自我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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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晶 林春颖
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地位严重低下等。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但因为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作品的结局大都与现实妥协。当然，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但这只是特例，没能发展成普遍的社会观念。
20世纪20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20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3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峰，50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以及80年代的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她们崇尚自由恋爱，挑战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可以说，传播开化思想是2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流。
进入3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了自已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 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与此同时，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无疑加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内容有机结合，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从根源上颇有深度地触及女性的个体性和欲求的问题。殷熙耕的《妻子的箱子》《她的第三个男人》，全镜瀵的《幻与灭》，孔枝泳的《存在即是流泪》，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不唱歌的女人》，金广淑的《和镜子有关的故事》，吴受妍的《看待事物的七种方法》和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作品大胆地、赤裸裸地展示“性”的问题，作家主观阐释女性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大幸福，严肃而深刻地思考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性”“母性”和“女性的主体性”。
一、重解“性”
90年代以前的韩国女性作家虽也涉及性的问题，但是或美化或夸张。进入9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被更详细、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殷熙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创作大胆著称。在小说《她的第三个男人》中，殷熙耕赤裸裸地描写主人公的性与爱，细腻地描绘了女性的羞耻心和羞愧感。小说主人公“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维持了8年的不正当关系，她精神上自我蔑视，悔恨自己对情人妻子的嫉妒，甚至对情人的爱也使她感到倦怠，连本应满足的男女之欢都莫名地折磨着她。痛苦的她想清算这种生活，但似乎这已经成了习惯，最终也没能果断地结束这种生活。小说中的“她”曾为爱不顾一切，然而被婚姻这个社会契约击溃，对她来说，男女之欢已像毒瘾一样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她寻求爱情的真谛而不得，只能在“习惯”中彷徨：爱情蒸发了，剩下的只有“习惯”了冗繁、烦躁和倦怠的安逸。这也是现代人的世纪末心理。在小说里，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求。从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才正当”的价值观被打得粉碎。
一、重解“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母性的释义也不断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50年代的6·25战争等历史悲剧迫使韩国的母亲在无衣无食的条件下为了家人必须付出极度艰辛的劳动，承受无法言语的痛苦。到了六七十年代，以越南战争为契机，韩国的产业化初见端倪，韩国社会号召年轻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庭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就这样，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从事杂活苦役。韩国社会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实力，不断通过大众传媒向女性灌输“只有牺牲自己和献身才能保住家人，国家才能崛起”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女性来说优先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甚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恶的。80年代韩国的民众意识抬头，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悄然复苏，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人》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冬季女人》转变了女性看待“性”的视角，给所有女性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空气。它让女性明白女性也可以开放地对待“性”，母性的释义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牺牲和献身”，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更具主体性，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次思想变革。
如上所述，女性和母性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那么，90年代的母性在文学作品中是怎样的面貌呢？从殷熙耕的《贫妻》中可见一斑。
我是单身女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上班。剩下的时间是自由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书，写字，听音乐，随心所欲。但外出是不允许的……
《贫妻》中丈夫“我”偷看妻子的日记，作家殷熙耕借丈夫的眼睛读妻子的内心。这段日记的作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跟所有为人妻的女性没什么两样，要说不同只有一点：她坚持每天写日记。日记是她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她记录循环往复的家庭琐事，倾诉想脱离庸常生活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家当成工作单位，把已婚的自己看成独身女人，她在日记中把自己客观化，把孩子、丈夫和自己的生活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这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同时也可看出现在女性爱护家庭和家人的新方式。
三、寻找自我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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