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身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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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以身践道还需要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与勇气，因此，孟子提出“养吾浩然之气”，将此浩然之气蕴于吾身，包容于主体，使主体充盈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从容不迫的气魄。以身践道本身也是一种浩然之气。一方面，认识道的真切与本质，另一方面，努力去实行仁义，即“明道集义”，“配义于道”，在自我的生命与性及天通达之后完善自我的道德，实行仁义，以慈悲的心怀关注人间世，发扬心中的道德法则。 
        浩然之气在我心中，那么，养吾浩然之气也就是在培育自我，让我变得刚健自信。因此，维护自我、实现自我，从而维护道、实现道的欲望更加强烈。同时，养吾浩然之气也是以身践道的实现和实行的途径，是一个条件，无浩然之气则内心虚弱无力、昏聩不明，也不可由心及性及天。因为，浩然之气是属于道本身的一种冲动，是和道的状态相应的心的应有的状态，心的状态应与道相通而合一，无浩然之气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体道，不能明道，而又由于集义的不够，没有”配义与道”。因此，内心与道分离，向内维度的向道和践道归于虚无，而仅存向外的求道。但这并非践道，只是人具有向外去追求和理解道的欲望，但因其不是出于内心本我的自然要求和欲望，所以，不能从终极上体验道，而只求得相对有限的理。其内心的关注也多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功利在外，以功利之心体内便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对于心而言，功利是外在的，是使心蒙昧的遮蔽。所以，一动功利之心，一动凡心，障碍便自然形成。因此，此心只可作向外的搜索，这里没有宗教般的虔诚，而只有身怀名利的惴惴之心。而由于缺乏践道的真诚动机和本然的欲望，践道便不可能。相反，有的可能却只是背道、离道、弃道、反道。道被撕裂，被迫与自我分离，开始痛苦地飘游，人间也开始不醒的苦难，道被降格为世俗的智械机巧。道的分裂使我失去自我，放逐自我，人被迫离家，人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他不再属于道，不再拥有道。他的生命只是外在物性和客体界的性的聚合或是一种异化后的存在，他已不再是他，人便真正地被抛入了存在着的世界、存在着的外在的客体界，被抛入江湖，从此身不由己。道被遗忘，因为人已被遗忘，自我已被遗忘，一切的世俗冲动和发作都只是他和他们的冲动和发作。因为，我不再成为我，只是他，是他者在我身的拼凑。志不能壹，则气不能定，无浩然之气便难以把持自我，也从而不可把握道。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忘义、忘我的年代，道是不复存在的，至少道受到伤害。道本无窍，强行打通只是用有限去刺痛无限，而实际上并无及道的可能，打通的也非道，而只是有限的智械机巧，而由这些个智械机巧所得到的外在物欲的满足又怎能让人的心爱得到些许安宁？人从此而沦为一堆世俗的堆积。这此都是因为人不能养浩然之气，从而不能以身践道，而放任自我与道的隐没，放纵生命的腐朽和道德的败坏衰落，从此，道的真相便更难以捉摸，宇宙的真义离我们更远，痛苦，危险和灾难便并非出人意料。因此，养吾浩然之气，明道集义? ?湟逵氲辣闶且陨砑?赖墓丶?６?陨砑?酪簿驼?俏?肿晕矣氲馈⑽?稚??氲隆⑽?至橛肷淼墓丶??nbsp;
    所以，以身践道便需要人“慎其独”。“率性而行”，要尽心以知性知天，“求在我者”，“强恕而行”，使“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养吾浩然之气”，“明道集义”，“配义与道”，以真切笃实的心去体己体道，并以真切笃实的诚意去践道，从而，也在根本上从终极处去实现自己，用生命去实现道与德的意义，在生命中贯彻道与德，献身于道，以身“殉”道。以巨大的责任感、荣誉感、正义感、历史感和文化担负感，在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去呈现道。彰明道的意义，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肉体和生活，而在于灵魂和精神，我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实现，通过“道德主体的建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和不断的社会实践以达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杜维明语）。维持内在的社会良知,悲天悯人，以一个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担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不顾一切的卑污与恶劣，完全发自内心的正义与正当，自诚明，自明诚，将一颗充溢浩然正气的心扩充发扬，为道行走一生。用这种虔敬的宗教情操使人性和道光辉呈现。因此，以身践道是以诚体道行道和实现自我，这样以身践道便得以实现。 
     
    （三） 
     
        “以身践道”，从前所述看，便是一个真诚的身体力行并推而广之的彰显道和实现自我的过程，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仁”与“恕”。是否仁，是否恕，决定一个人是否真的哲人，因为他决定了人能否以身践道，不能以身践道便是假道学，是道貌岸然，是伪君子。纵使对道有所了解，但因为不是出于切身的体贴和真诚的关怀，也逃不了乡愿的本性。 
        仁是将生命的爱与关怀由对一己之私爱扩充至苦难中的芸芸众生，是真正感人的悲天悯人和慈悲为怀。芸芸众生好梦难成，可无梦的世界更加黑暗。现实与梦想的矛盾困扰人的灵魂，没有一种博大深沉的良知发出的广大的爱，众生之处世便更为艰辛。恕将道德的法则推己及人，不仅立己，而且立人。以身践道者正是这样的既是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又是忧患意识极强烈的替天行道者。我们的历史上曾有许多这样的践道之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为我所爱，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以身践道。以生命实

现对道、对理想、对灵魂、对自我、对苍生的承诺。正是这样一些践道者，以其不朽的人性的光辉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性格，使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浩然正气和悲天悯人的宽阔胸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以身践道，以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生命的张扬，使我们民族拥有了可以自豪于世界的善与睿智。 
        以身践道同时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思想，在我们的思想中，道德与智慧，生命与精神，求道与修身，知与行从来就是不可分离的，道与人在相互激荡中互相增长提升，将道化为每个细节，又将人与道融合，在精觉明察处实现尽心知性知天和天人合一。 
        西方同样有以身践道者，如苏格拉底、尼采、布鲁诺、海德格尔、马克思，他们同样以生命成就了智与思，成就了生命与道德、价值与理想。他们的以身践道带有更多的悲壮意味苏格拉底饮鸩而亡，布鲁诺在烈火中涅槃 ，尼采则以一种超人的极端的道的放射与体现，在极度的道的冲动和痴迷中走进天国.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和理念，他们的这种悲壮却更好地使他们的人性得以光辉和张扬。出于对智慧的爱，他们同样义无反顾，使生命与逻各斯达成难得的合一。 
        但是，一般来说，西方的以身践道是有区别于中国哲人的以身践道，他们往往出于对智慧的纯粹的爱而不是更进一步的心、性、天的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哲人的人格与治学经常处于分裂,这或许是由于其思维的这种分裂的习惯。不同于中国哲学，他们不倾向于合而倾向于分，那么，这样的话，生命力与道德便往往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分裂是出于对极端的追求，而对极端的追求往往引致虚无。因此，西方哲人往往就由此而走向死亡及对死亡的向往。柏拉图说，哲学是向死的学问。由此，西方的生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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