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中认为：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因而，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向兵在《现代性中国叙事二十年》 中认为，现代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也就有了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但是，现代性话语有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之别，不能脱离各种语境谈论各自的问题。相较西方的现代性论战，中国的现代性有一种从屈就到积极接受现代性的过程；除了建设现代性，我们还得反省现代性、融合传统。因此，论者按照现代性中国叙事的逻辑，主要陈述了中国化的西方视野、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中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争论，简要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要求处理视野的融合与分化问题，现代性的中国仍在且仍需继续现代性。论者尤其注意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认为吉登斯从现代制度出发论证现代性的合法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及自我认同逼迫我们回到现代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现代性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极端怀疑原则的制度化。其次，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边缘和例外化。第三，现代性造成全球化意识。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私人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的倾向--联系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心境是复杂的。坚守传统性意味着排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学者又对传统性轻视并反抗后现代性。张扬后现代立场的人则强调新的就是好的。如此看来，中国后学研究很难达到共识。但是我认为，中国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当代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超越自己的专业界线看中国问题，其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中国学术提升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二 后现代激进哲学思想论争后现代思想包括解构哲学思想、后女权主义思想、后现代多元论思想等等。这方面中国学界的讨论显得有些薄弱。
唐安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 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思考作为一股较为积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从对现代男权话语的颠覆到对女性话语的寻求，从对文明社会以来的特别是商品社会被践踏的女性角色的揭示，到女性意识的重建。对于当代健全人性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权力与尊重在谈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时，我们将进入后现代主义语境：它拒绝承认男性权威，统一的主体性甚至平等。后现代女性话语的出现表明了以往那种女性主义(可接受的)和女性特质(不可接受的)之间的两极对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安吉拉·默克罗比语)。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女性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因而与现代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然而，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后，还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却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乃至摧毁现代主义精心建构的规律。所以，它一开始就以从内部向现代主义发难为其宗旨，在更大程度上拒斥现代主义的陈规陋习和行为原则。现代女权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使人们摆脱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被认为是为自由、解放和平等话语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但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地强化了对女性的专制，在现代主义看来是给女性带来理性和人道、平等和梦想的地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看到的却是野蛮和暴乱。理性、人道以至平等，就象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革命的领导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普遍认为的理性原则不同，因为同谁平等本身就意味着对强权的承认。当女性在同男性谈平等的时候，她仍然是奴隶(西蒙·波娃语)。
任平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与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对话》 中认为：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否定性辩证法的钟爱，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遭遇后现代，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探寻马克思的后现代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世界公认的几位以后现代眼光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德里达、丹尼尔·贝尔、吉登斯、詹姆逊和哈贝马斯)，发现了解构哲学、新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公共领域与后工业文明等与马克思的后现代意蕴的高度一致性。其中，法国思想怪杰德里达堪称是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从文本解构的切入方式，还是对文字拆解和随意比附游戏的病态痴迷，或对传统叙事的边缘性炸裂，都显现出他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重构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其解构思维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
理解方式具有重要价值，对马克思本文后现代意蕴的发现式读解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解读也具有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所共有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特征，应当加以否弃。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应当在超越后现代主义地平线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重建的哲学范式，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汪堂家在《利奥达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 中认为，后现代概念释义及其矛盾后现代概念是一个外延模糊、内涵空疏的概念，它之所以难以理解，不仅是因为后现代一词的反常用法，而且是因为不同学者对它赋予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利奥达的后现代科学图景不仅完全抛弃了从哲学的元叙事中寻找建筑科学合法化根据的梦想，而且抛弃了稳定系统及其绝对确定性的观念，因为科学自身的发展表明，一个系统的完全确定所消耗的能量大于该系统本身所消耗的能量。然而，利奥达对科学的后现代解释并不能证明真有什么后现代科学的存在，它充其量是对科学的现象描述。利奥达受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力图从语用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将后现代的阐释加以深化。在他看来，后现代问题首先是思想表达方式问题: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等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话语结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自身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或不合理使用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它力图抹煞不
《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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