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

           文兵在《论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   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主体死亡的思想，实际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个性的消亡，而是近代以来把主体视为具有先验性、普遍性规定的存在或具有支配性、绝对性作用的存在的观念的死亡。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主体之死是其基本观念之一。巴尔特在文学批评领域宣称作者已经死亡，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福柯通过其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宣称主体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死亡；拉康认为主体是通过语言构成的，主体并非独立、自足的；德里达通过他的去中心策略，消解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主体的死亡，其含义应如何理解?詹姆逊认为主体之死就是个性本身的终结。詹姆逊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现代主义的主体观点虽然遭到了摈弃，但却发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个体观点。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从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现代萨特的自由选择的意志高于一切，都是近现代主体性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主体的人，被视为具有某种内在本质，具有自我决断能力和自由独立品格，是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确立者、赋予者。自足的和权威的’主体’概念成为决定一切事物定向的’基点’，使一切知识都和人有关系。在这种主体性哲学框架内，主体的地位与作用被突出，主体的个性与能力被强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主体的观念并没有真正说明人的个性特点，不能使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不能真正关注人的生存现状，因而就必须予以超越。

           田信桥在《对后现代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认为，后现代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后现代思潮作为一场消解性和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摧毁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它，拒斥它。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曾经轰动一时并在当下仍不时引起人们关注的学术思想，并不存在本质上好不好的价值评判问题，而应当客观地去分析它，研究它、宽容地接纳它，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新文化的繁荣和人文精神的彰显。从后现代学者学说来说，至少其中有些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

           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学者如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当然，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三   后现代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考察

           近年来，从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等关注后学问题并从事后学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不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领域亦有新的拓展。其成果表征为翻译了不少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论著和文集，但直接就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撰写的专著却很少见到，大多是个别就西方后学某个专家或课题进行研究。但是只要有了开始，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并产生出新的成果。

           钱振明在《国家的后现代转向》   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同时，国家也正发生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国家的后现代转向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设想，而是已经来临的事实。国家的后现代转向表现为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国家的某些职能让位给非国家组织，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产生于社会的国家正在回归社会；其二是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让渡给超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及其活动--跨国政治与跨国行政正在发展。人类必须认清国家后现代转向的事实，以便科学确定相应的对策。论者认为：跨国行政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国家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课题都是国家，尤其是国家的职能和作用问题。现代性在政治上的取向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只不过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公认的内涵。后现代主义者小约翰·Ｂ·科布指出:现时代是国家主义的时代，它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的诞生是对任何更高权威的否定，从而让所有其他社区均服从于一个政治团体。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利普舒茨指出的，到20世纪中叶，国家非但不能充分履行它过去承担的社会保护和保障职能，而且政府通过增加官僚机关数量的方式，强迫人们服从它的各种不正当的监护，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后现代社会将改变现代性的……国家主义，削弱现代国家主义，国家将发生后现代转向。国家在后现代社会将发生怎样的转向?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都确信，在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目前某些职能应当分配给较小的区域，其他的职能则应被分配给一个全球性机构，所以，应当大幅度地降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蔡道通在《后现代思潮及其生成语境--兼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中认为：后现代思潮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一种理论。对我们而言最为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中国法治化的陷阱之一就是传统封建法律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畸形杂交。因为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对理性、确定性的消解，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否定目前在中国没有合理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重的压力下所进行的浩大社会系统工程。其中，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关系的处理就是必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