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
高峰强在《略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中认为，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与冲击，现代心理学的合法地位产生了动摇，在后现代科学精神与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导引和助势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得以孕育与生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想在西方心理学界逐渐兴起并传播开来，且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以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为旨归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予以反叛和消解为特征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它既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背景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有着信息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依据，换句话说，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氛围之中，是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它既是对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反叛，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进步和发展，更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在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策略。后现代思想对当今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思想所倚重的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对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持批评态度并予以真切的关注，同时还具有文化和政治批判意义。
任平、王建明、王俊华在《游戏政治学--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 中认为，理性底板的消解，规范的消失，是政治失去了真，成为在多元主体间不断变化规则的游戏，而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则导致了后现代交往政治论与现代政治学契约论的根本区别：首先，游戏政治论是无先填底板和基础的政治交往论；其次，他实在差异论情境中信奉方法论上的唯我论；其三，它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游戏政治观是政治学在向后现代转型中进一步突出了交往共同体理论。游戏政治论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是从语言批判、文化批判走向边缘化、平面化的政治。游戏政治观是差异政治和后理性政治的具体表现形态，三者互为因果、相互映照。游戏政治观的凸现，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更深的理解，对新全球化时代政治多极化的走向有更清晰的洞察，从而使我国在全球政治交往游戏活动中将会有更多的主动，争取更多的重叠共识，进而导向更多的和谐而不是冲突。
中国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既有对后现代话语成为本土理论基本阐释方式的内在精神的分析，又有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在阐释当代文化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他者性和本土性、跨国资本与殖民记忆、语言殖民与双语精英等问题的前沿性剖析，并且还有对后殖民政治学阐释、全球化语境中的神学问题、后现代史学中的意义重释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水平参差，角度各异，结论径庭，甚至观点对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西方时髦理论在东方的旅行中，有着怎样的变异和重写的特征，以及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变形--这本是后现代边缘理论和后殖民差异理论的应有之题。
四 后现代文学艺术之维
后现代文学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国在接受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时，最初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这使得文学领域充满观点彼此相反的论战。
莫其逊《论西方现代艺术和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认为：现代西方美学思潮、西方现代艺术是在物质方面的极大充裕与富足而精神方面极度空虚与无助的现代社会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美学可以概括为浪漫主义文化时期的艺术和美学，其发展可大致划分为经典艺术时期、艺术上的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后现代时期等三个阶段，艺术与美
学理论的关系在这三个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审视艺术和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可以透过艺术与理论现象的表面，思考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与理论的契合点和共同性也就是人类全面交流的要求。这种交流凸现了人的社会性，也正是这种需要为个体的人联结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最深刻直接的动因。交流的问题恐怕是20世纪艺术和美学共同面临的一个深刻难题，因为交流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有相应的、较多的共同点，但我们所身处的却是一个对立日益深化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传统生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的世界。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的忍受，却滋生了忧郁、荒谬、无聊、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过去的世纪不常有的生存体验。
胡亚敏《中外文学关系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与詹姆逊的对话》 认为：后现代与当今中国存在一定的亲和性，尤其在理论和文艺创作上获得广泛的回应。但是，中国的后现代在哲学和历史等层面上与西方仍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如今，后现代在西方已是强弩之末，在中国的传播也有10余年的时间，因此，需要加以梳理和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考察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后现代的接受、抗拒及变异的过程，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交流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更为合理和健康的发展。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西方后现代有众多理论派别，每一位理论家基于不同视点、不同参照系和理论目标，建构了不尽相同的后现代思想。因此，后现代这个概念没有普遍认同和固定不变的所指，它只是一个如何阐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现状的问题。宋淑惠在《后现代文学主体价值的重建》 中认为，后现代文学消解元话语主体，从而揭示了后现代性新的价值取向，它使元话语失效，使各种专制、各种等级制度坍塌，并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边缘主体的重置不仅为后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使人们对后现代文学的审视步出解构方略，进入到新价值观的新层话语中。边缘主体因此由绝望走向希望，由非理性转向到新理性，并上升到新的理想价值建构中去。对于后现代文学来说，我们既为后现代文学消解由各种政治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力所形成的伪价值观而称快，也为后现代文学完全颠覆理性、强调社会与人的异质性、否定现代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到焦虑。从正面效应来看，后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力场。在这一文学力场中，后现代文学以其自身锋利的穿透力，从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上引起了文学自身的一系列嬗变。在诸种文学变革中，其多元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建构。后现代文学的核心是消解主体。近几十年来，许多西方作家从语言上、叙事模式上、价值取向上对主体的消亡进行了种种实验。他们对主体进行各种游戏、反讽直至颠覆，将一个畸形的、凌乱破碎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现代世界原封不动地摄入到作品之中，展现在人们面前。主体死了所揭示的并不是某种事实的死亡，而是揭示了后现代性的新的价值取向。
杨静在《蒙太奇式结构--论品特剧作《背叛》和《山地语言》的后现代艺术特征》 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文化理论，许多当代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它的一些特征。传统
《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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