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

文学评论一直认为英国剧作家哈洛德·品特为荒诞派一员，除此而外，他的作品还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写作特色。论者通过对品特两部作品结构的分析，论述他们所体现的后现代写作特征--蒙太奇式结构。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政治或存在危机，主题的散裂，对叙事的怀疑，意义的爆炸和多元论等等。后现代主义拒绝一切严格的定义或界定，而是充满了自相抵触的矛盾和游戏般的随意与破裂。概略地说，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20世纪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以断裂的意象和风格为主要特点，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突出的文化状况。在后现代文化中，传统所推崇的深度、连贯、意义以及真实性已被消减在一团无序、空洞的信号中，而代之以极度的飘忽不定。作为一个密切感知当代社会、人文动态的多产作家，品特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创作过程中，品特采用了更多更新的技巧，与当代的流行理论和思潮相呼应--在保持其一贯的荒诞风格基础上，逐渐引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特色：语言更简短，情境更抽象、凝滞，人物形象越来越飘忽不定。这些改变给作品带来了活力和新的含义。

           孙璐在《从二王看中国当代文坛的后现代思想》   中认为，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出发，以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青年作家为主要探求对象，系统分析了他二人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思想倾向与价值，力图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某些后现代特质做出新的诠释。90年代的中国文学愈发显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品格。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最主要特色就在于其不确定的内在性，它的普遍的思想倾向是上帝死了；放弃了精神意义的深度追求，似乎不愿再背负着孤独、痛苦作无谓的自救，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作静静的观察、叙说、玩味和调侃，或仅把文学当作个人叙事的智力游戏。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然而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流派，它的诞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即一种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大众至上主义文化，即文化上以大众倾向为中心，同时伴以反意义因素；文坛上出现了所谓受委托的文学和专供人们茶余饭后消谴的消费者文学，甚至一次性制作，成批生产的拼凑文学。

           赵联成在《认同与妥协--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创作》   中认为，后现代的重要表征是：反理想，反崇高，反英雄，平民化和世俗化的文化倾向，这些特征常常表征在新写实小说、王朔及晚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中。世纪末，传统的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被汹涌而来的商品大潮解构了，作家们不再是高远理想的追索者，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打碎了百年来自我设定的精神镜象，远离了宏伟的经典叙事，挣脱了玄而又玄的理念之网与深度模式的拘囿，在商品化、把文学平面化、世俗化和欲望化过程中，泯灭了心中最后一点精神圣火，拒绝了对生活美与诗意的处理，不再有构造本质规律的乌托邦冲动，也不再对这个世界作形而上的沉思冥想，而是津津乐道于普通百姓当下生存境遇的表现，原汁原味地再现他们的生存挣扎与生命体验，生命中的正面价值被作家们放逐得无影无踪，直面现实变成了认同世俗和复写世俗，使文学只剩下粗鄙而无崇高

，只存在性欲而无爱情，只展示日子而看不见憧憬，活着就是唯一的目的，活着便成了无可避讳的人生要义与存在符码。很显然，作家们已由虚拟的启蒙者中心位置撤离到了看客或记录者的边缘位置。当下的文坛正飘浮着一片没有灵魂、没有意义的风景，文学正陷入疏离崇高，消解理想，放逐欲望的世俗泥淖中。

           胡健在《后现代、文化产业与超美学》   中认为，后现代是当代西方一个复杂的现实话题。在所谓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的在众伟媒及艺术的品格特征等问题上，鲍德里亚、凡蒂莫等后现代作家提出过重要的见解，这对我们解读西方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大利思想家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中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17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组成方式。这种态度假定了一个中心的存在，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事件被聚集和有序地排列起来，人类的历史被视作是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理想的不断完善，从而要求把历史看作分阶段线型发展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提出历史终结的看法。在《类像与仿真》等著作中，他把历史视作现代性的根基与灵魂。后现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它对意义进行广泛的解构，相当于先前对现象的解构。后现代不承认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后现代，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的形式，它不断变化出一些新的排列组合。就艺术而言，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的功能都告枯竭；就理论联系而言，它自身也枯竭了。所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各种可能都走到了极致，世界销毁了自身，它解构了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还能做的就是玩弄碎片。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五   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后现代话语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在我看来，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学术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失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分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

《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