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试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作三阶段的划分：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
（一）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其中译著15本，占出版总量的65.22％。这些译著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1981年出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是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其后传播学研究可谓春雷隆隆——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作为积极回应，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者陆续出版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传播学（简介）》、《传播学概论》和《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其中，由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是施拉姆奠定“传播学之父”地位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则侧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是一本应用性很强的专著。这些著作使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到了很好地催化作用。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对中国传播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由邵培仁等人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出版。此书深入阐述和探讨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和问题，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 ，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巨大的。因而，此书可以作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引进介绍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论文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来自
（二）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之后，新闻界认真反思，并引申到对传播学的批判，中国大陆传播学因而受到较大影响，但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2-1995年间还是有一个传播学书籍出版的高潮，这是因为面对当时的批判，许多学者埋头着书立说，以科学的态度来为传播学申辩。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播学原理和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新闻学研究和传媒实践等等，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持续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探索发展阶段是为我所用，借鉴西方传播学中一些符合我国新闻事业需要的观念和资讯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的争论，激发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探索发展意识。1993、1995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一种意见明确要求传播学本土化，主张系统研究国外传播学的主要学派，认真总结我国悠久的传播事业史的传播经验，调查研究我国传播事业的现状和问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大胆进行改革和尝试，开展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争取早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特色”不宜到处套用，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影响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吸收。本土化争论所透露出的是研究者对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传播学，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并推动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的关切。这种关切正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是在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并给理论界和实践界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进行的。1996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本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发动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
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传播学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分支研究迅速展开，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1574.html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
（一）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其中译著15本，占出版总量的65.22％。这些译著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1981年出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是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其后传播学研究可谓春雷隆隆——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作为积极回应，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者陆续出版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传播学（简介）》、《传播学概论》和《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其中，由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是施拉姆奠定“传播学之父”地位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则侧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是一本应用性很强的专著。这些著作使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到了很好地催化作用。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对中国传播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由邵培仁等人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出版。此书深入阐述和探讨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和问题，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 ，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巨大的。因而，此书可以作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引进介绍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论文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来自
（二）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之后，新闻界认真反思，并引申到对传播学的批判，中国大陆传播学因而受到较大影响，但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2-1995年间还是有一个传播学书籍出版的高潮，这是因为面对当时的批判，许多学者埋头着书立说，以科学的态度来为传播学申辩。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播学原理和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新闻学研究和传媒实践等等，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持续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探索发展阶段是为我所用，借鉴西方传播学中一些符合我国新闻事业需要的观念和资讯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的争论，激发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探索发展意识。1993、1995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一种意见明确要求传播学本土化，主张系统研究国外传播学的主要学派，认真总结我国悠久的传播事业史的传播经验，调查研究我国传播事业的现状和问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大胆进行改革和尝试，开展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争取早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特色”不宜到处套用，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影响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吸收。本土化争论所透露出的是研究者对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传播学，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并推动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的关切。这种关切正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是在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并给理论界和实践界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进行的。1996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本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发动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
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传播学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分支研究迅速展开，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