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题的图像世界之迷》，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可说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一本力作。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三）创新评价阶段（1997－2001）。1997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原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传播学不但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还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对传播学的态度更加科学，学界对创新传播学的认识更加统一、传播学对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实际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媒介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传播学的需要更加强烈……。中国大陆传播学进入创新评价阶段，传播研究出现了更为良好的发展态势。1997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复旦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传播学的国家级文科研究基地。同时，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也迅速壮大，核心著者群最终形成，并且出现高学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3页)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核心著者群的存在。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核心著者群的状况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在中国大陆传播学269本专著、译著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从统计结果看（见图2），邵培仁以10本著作位于核心著者的榜首位置，而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也以突出的表现位于第二梯队，胡钰、郭镇之、朱增朴、胡泳各以3本著作的成绩名列第三梯队。另外，童兵、胡正荣、李彬、张咏华、陈崇山、明安香等作者，他们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有其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传播研究者的高学历化、年轻化和跨学科特征日益明显，研究各有特色和侧重。据对1999年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与会代表的统计，博士和在读博士生的人数比例占27.2%，年龄在45岁以下者占48.6%。同时，研究队伍的跨学科性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加入传播学研究。新一代的传播研究者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比如，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邵培仁，在媒介管理学和传播学分支研究研究中独占花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复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黄旦，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思考绵密深沉；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以对欧洲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的把握而受到关注，其《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后来被《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20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
这一阶段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出版量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均为国家面向21世纪教材）高屋建瓴，具有较高的征服力、包容度和理论水准，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评价创新阶段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年轻的中国传播学，我们要多多地呵护和关注，坚持“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既要争取对国外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有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又不能因为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发展才识硬道理，我们应该更为大胆地、更富创造性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总体评价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涌现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传播学引进、发展和创新的轨迹，是中国大陆传播学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的艰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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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评价阶段（1997－2001）。1997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原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传播学不但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还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对传播学的态度更加科学，学界对创新传播学的认识更加统一、传播学对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实际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媒介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传播学的需要更加强烈……。中国大陆传播学进入创新评价阶段，传播研究出现了更为良好的发展态势。1997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复旦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传播学的国家级文科研究基地。同时，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也迅速壮大，核心著者群最终形成，并且出现高学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3页)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核心著者群的存在。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核心著者群的状况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在中国大陆传播学269本专著、译著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从统计结果看（见图2），邵培仁以10本著作位于核心著者的榜首位置，而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也以突出的表现位于第二梯队，胡钰、郭镇之、朱增朴、胡泳各以3本著作的成绩名列第三梯队。另外，童兵、胡正荣、李彬、张咏华、陈崇山、明安香等作者，他们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有其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传播研究者的高学历化、年轻化和跨学科特征日益明显，研究各有特色和侧重。据对1999年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与会代表的统计，博士和在读博士生的人数比例占27.2%，年龄在45岁以下者占48.6%。同时，研究队伍的跨学科性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加入传播学研究。新一代的传播研究者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比如，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邵培仁，在媒介管理学和传播学分支研究研究中独占花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复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黄旦，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思考绵密深沉；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以对欧洲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的把握而受到关注，其《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后来被《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20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
这一阶段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出版量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均为国家面向21世纪教材）高屋建瓴，具有较高的征服力、包容度和理论水准，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评价创新阶段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年轻的中国传播学，我们要多多地呵护和关注，坚持“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既要争取对国外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有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又不能因为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发展才识硬道理，我们应该更为大胆地、更富创造性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总体评价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涌现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传播学引进、发展和创新的轨迹，是中国大陆传播学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的艰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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