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8 3.0 知识传播学 1 0.4
传播与电视 6 2.2 学术传播学 1 0.4
传播学史 6 2.2 传播语言学 1 0.4
人际传播学 5 1.8 传播美学 1 0.4
组织传播学 4 1.4 总 计 269 99.9
社会传播学 4 1.4
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总共涉及26个方面的主题,不但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传播学的三大研究领域,而且还涉及了大量分支化研究。作为新兴的整合学科,传播学可供若干代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并且难以穷尽。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的分支化研究有要素研究,如齐沪杨《传播语言学》(2000);有层级研究,如林瑞基《组织传播学》(1990)、熊源伟《人际传播学》(1991);有领域研究,如宋林飞等的《公关传播学》(1989)、梁浩材《医学传播学》(1989);有交叉研究,如韩向前《传播心理学》(1990)、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2001)。从表4中,我们可以发现,邵培仁在政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新闻传播、经济传播、传播社会等6个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对中国大陆传播学分支化贡献卓越。随着众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加入,中国大陆传播学分支化将日益明显。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5页)
从出版数量上来看,“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2本,占总数的26.8%,“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成为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而“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相对较为薄弱。
在广泛的主题和多样化的分支研究中,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始终具有着鲜明的倾向性,这是对传播学80年代末的疑虑和争论的很好的回应。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本质特征。这些著作公开宣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大众传播媒介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译著,也注意了倾向性,对其中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进行了删减或批判。
(三)本土化的探索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性
观照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情况,我们发现本土化特征十分明显。比如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专著。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出了归纳和总结,使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这些著作不是“言必称希腊”,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上下联通、古今并用”,对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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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电视 6 2.2 学术传播学 1 0.4
传播学史 6 2.2 传播语言学 1 0.4
人际传播学 5 1.8 传播美学 1 0.4
组织传播学 4 1.4 总 计 269 99.9
社会传播学 4 1.4
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总共涉及26个方面的主题,不但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传播学的三大研究领域,而且还涉及了大量分支化研究。作为新兴的整合学科,传播学可供若干代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并且难以穷尽。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的分支化研究有要素研究,如齐沪杨《传播语言学》(2000);有层级研究,如林瑞基《组织传播学》(1990)、熊源伟《人际传播学》(1991);有领域研究,如宋林飞等的《公关传播学》(1989)、梁浩材《医学传播学》(1989);有交叉研究,如韩向前《传播心理学》(1990)、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2001)。从表4中,我们可以发现,邵培仁在政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新闻传播、经济传播、传播社会等6个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对中国大陆传播学分支化贡献卓越。随着众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加入,中国大陆传播学分支化将日益明显。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5页)
从出版数量上来看,“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2本,占总数的26.8%,“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成为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而“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相对较为薄弱。
在广泛的主题和多样化的分支研究中,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始终具有着鲜明的倾向性,这是对传播学80年代末的疑虑和争论的很好的回应。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本质特征。这些著作公开宣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大众传播媒介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译著,也注意了倾向性,对其中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进行了删减或批判。
(三)本土化的探索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性
观照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情况,我们发现本土化特征十分明显。比如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专著。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出了归纳和总结,使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这些著作不是“言必称希腊”,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上下联通、古今并用”,对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