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2] (p.35)其本质特点在于探索、开拓与创新，是结合我国国情、民族特色的结果。因而这些本土化的著作具有较好的的启发性，即较充分地启发人们从中国现有的传播经验和史料，深入思考、扩大和展开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大胆地进行合乎时宜、合乎国情的研究，也便于人们“本土化”地分析和解答当前传播活动中新出现的事实和难题，预测未来传播活动的新态势、新走向，要求人们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观照、审视、评估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我们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一）视野狭窄，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把握不够
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作充分、系统地了解和深入地分析研究；只有对各国的传播学成果有了透彻的了解，才能扬长避短，创造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而对我国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情况来看（图4），从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中专著、译著数量比较来看（图4），各阶段译著比例偏少。总体上看，译著数量68本，只占总出版数量的25.28％，绝对数量明显不足。
图4 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各阶段专著、译著出版数量对比
同时，对我国大陆出版的译著进行国别统计分析（见表3）发现，我国现在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传统学派的理论，而对其他国家或流派的传播学了解和介绍都很少。
表3 中国大陆出版的译著按国别的数量统计
国 别 美 加拿大 英 法 前苏联 日本 国际组织 合 计

译著量 50 5 6 1 1 3 2 68

从表中可以看出，68种译著所属国别并不十分广泛，仅涉及7个国家和组织，以美国的译著数量最多，共计50种，占译著总量的73.53％，这虽然是因为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和研究基地，因为美国的传统学派的理论更适应中国初级阶段国情的需要，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在译著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放开眼光，更广泛而深入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传播学先进理论，“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因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3] (p.27)缺少这一大块，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

   
　
应该说，随着大陆传播学界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增多，我们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有所增进，但是，这些了解还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有人甚至抱怨：介绍最新理论，掌握最新材料，“这方面几乎没有人在做。90年代人家都在谈新问题，而我们还在嚼人家七八十年代的东西不也太落后了吗？如果这些工作都没做，在远远低于人家学术水平的情况下，怎麽能谈跟上人家的步伐。怎么能搞出比人家高的东西呢？”[4] (p.258)。确实，虽然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翻译了一些国外的传播学著作，但这些译著多数是介绍性的作品，而具有较深理论意义的著作微乎其微。所以，在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把握方面，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应该有急迫感。2000年出现的译著高峰（译著量达23种，占总译量的33％）是个很好的现象。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科的飞速发展，国外传播学新成果和经典著作不断涌现，大陆的传播学者应该继续把国外数量众多的经典性著作和源源不断的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和吸收作为当前基础性的工作。
（二）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
应该说，随着研究基础条件的改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是在不断走向深入的，这包括研究领域的扩大、基础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应用研究扎实深入地展开等。

但从现有的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看，大多数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