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出版的，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少见。虽然其中不乏李彬的《传播学引论》、董天策的《传播学导论》、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等有影响的专著，但对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与专著之间存在着主题雷同，低水平重复，个别传播学著作基本上是炒冷饭，重复前人的劳动成果，很少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和见解的缺憾。同时，一些专著对美国传播理论和研究成果依赖性较强，照抄照搬，不是抄录美国传播学观点和堆砌美国传播学资料，就是套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没有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很好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和在中国现实传播活动中吸取营养、提取精华，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因此中国大陆传播学者还应该联系中国实际，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基础上增加原创性研究，争取在体系构建、理论分析、模式描述和思维活动等方面提出一些具有超越性、符合中国国情的和更具学术价值的东西。
（三）重定性轻定量、重实用轻学术。
随着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研究方法科学性增强，一些较高质量的定量研究及其成果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定量研究，但由于对定量研究在方法、技术掌握上不成熟，以及研究资金的限制，因而还未产生强烈反响。从总体来看，定量研究的方法还未普及，除了实地调查法已产生一定影响外，内容分析法、实验研究法等方法未形成规模。所以说，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定量研究已经开始，但是重定性轻定量的研究局面还需进一步得以改观。
实用性反映了某种社会需求，对我们现阶段无疑是有较大意义的，但过分追求实用性，对传播学的发展毕竟不是福音。过分重实用而忽视学术探究是当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的不足。值得欣慰的是，“新一代的年轻传播研究者经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一般都获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他们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大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之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5]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应该认清地认识自己，然后更加努力地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奋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6] (p.66)。“……这个领域无限宽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7] (p.475)
[参考文献]
[1]《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http://ccs.nccu.edu.tw/chtml/ccsnews/chinawork.htm，
2002/01/15-2002/08/09 。
[2] 钟元：《为“传播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3]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4] 袁军、龙耘、韩运荣：《对传播学研究的几点研究——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室主任陈力丹》，《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

   

《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