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的权利、地位及其他——解读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
村子的妇女来说，她其实相当于一个“圈内人”，这样她问起来就比较容易。更何况她作为“圈内人”，很多事情她本来就是知道的，比如说在性的问题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实例，比如同性恋，甚至其中有因为性倾向的问题而自杀的，这些事情是她本来就知道的。
自由恋爱属于丑闻
张：在《后村的女人》中，我看到后村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的婚恋似乎正出于保守和进步之间。作为亲身经历过这次调查的专家，您认为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
李：实际上自由恋爱在农村的阻力还是挺大的，真正的自由恋爱在农村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现象，有些自由恋爱的子女和父母的冲突很激烈，大家依旧把它看作一种丑闻。
我觉得，在农村，真正实现自由恋爱还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其实对于自由恋爱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岁数大的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表示能够接受自由恋爱这个观念了，但是习俗在实际上的改变还是比较漫长的，人们还是按照习俗去做的。结婚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习俗，而习俗的改变则最难。
张：我在阅读《后村的女人们》时想到一个问题。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女性往往受到农村宗法制度的严厉控管。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逐渐瓦解，宗法制度也趋于解体，而女性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农村女性权利不平等，是否就是因为传统农耕社会的形态相对封闭的状态而造成的结果？
李：除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等因素之外，婚姻制度、婚后居住制度……这些也是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其实造成重男轻女这一现实的原因不仅是在观念上的，它还直接跟养老等问题有关。女孩嫁出去，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养老自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男权制的一个基础就是婚后居处制度。婚后女方要搬到男方家庭去住，就等于从出生的家庭拔根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生活，她的地位当然是会大受影响的。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只能靠都市化、现在化才能逐渐改变。
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权制的社会，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已经有所改善。根据我的调查，在大城市中，从妻居住制才2-3%。但是，大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整整一半了，大概还有45%是从夫居住。在农村，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婚后从夫居住制，恐怕也是因为那里是被社会变迁遗忘的角落，真正的社会变迁还是发生在城市，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在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了，它改变了结婚以后女性一定要去住到婆家这样一种居住形式，这样一来女性地位就不一样了，因为女性脱离了男权制的家庭环境。但真正要改变，我看还是要都市化、现代化。
张：在您的研究中，女性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水平，是否也是决定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
李：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一般的家庭，丈夫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收入就比较高，一般的妇女在一个家庭的收入里头大约能占到一小部分，比如三分之一。《后村的女人们》中有一个调查对象是小学教师，收入相对比较高，村子里一些特殊的习俗就影响不到她。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女的不能上桌吃饭，这个小学教师就能。很明显，她在家里的地位高，就不受这个习俗的约束。
张：根据我对农村的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自杀的比较多，而现在就很少了。近年来，妇女外出打工等谋生渠道的增多，是否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
李：妇女的流动对于其地位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像自杀这种情况就很奇怪，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女的多于男的。大多数国家，男的自杀明显高于女的。因为在生存的竞争中，男的压力大，自杀率也就高。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女性自杀的人群中，农村妇女又占了大多数。甚至有人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就是农村妇女特别容易得到农药。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生活质量低下、社会地位低，使其绝望所造成的。
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文化的原因。在历史上，我们就有女人以死明志的习俗。比如，她遭到强暴了，受到委屈了，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有些行为，政府还予以表彰。这些在文化的深处，会产生集体的记忆。
张：如果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让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再为生存和患病而担忧，那么对于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将起到什么作用？
李：如果真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妇女的地位就能真正和男性平等。农民之所以重男轻女，主要是养儿防老。虽然法律规定儿女都要养老，但是在农村还是男孩养老。法律说男女都有继承权，可是农村的继承权都给男孩了。从养老到财产继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有养老，怎么能有继承权呢？男女平等继承财产的法律，在农村还很难执行。但是，在城市就是儿女平分父母财产。如果国家能够承担起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责任，就等于铲除了造成农村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就能比较好地得以解决。
女权主义被妖魔化了
张：我们都知道您是女权主义者，您自己对女权主义有什么定义？
李：我当然是女权主义者，要不然我在干什么呢？我写这个农村性别权力关系问题，绝对是女权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大家觉得女权主义是仇视男人、跟男人争斗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国策嘛。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但中国有，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
女权主义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主张彻底摆脱男人的、仇视男人的，是极端的。中国人一说女权主义就是这么一种印象，其实不是。女权主义各个流派虽然观点分歧很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主张男女平等的。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就是说男女和谐的相处，我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
关亏性学研究
张：在众多的社会学课题中，您为什么选择了性作为研究重点？性问题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性的领域更富有挑战性吧，它在社会习俗中引起争议的领域更多，应该加以矫正的问题也更多，而且性是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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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恋爱属于丑闻
张：在《后村的女人》中，我看到后村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的婚恋似乎正出于保守和进步之间。作为亲身经历过这次调查的专家，您认为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
李：实际上自由恋爱在农村的阻力还是挺大的，真正的自由恋爱在农村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现象，有些自由恋爱的子女和父母的冲突很激烈，大家依旧把它看作一种丑闻。
我觉得，在农村，真正实现自由恋爱还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其实对于自由恋爱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岁数大的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表示能够接受自由恋爱这个观念了，但是习俗在实际上的改变还是比较漫长的，人们还是按照习俗去做的。结婚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习俗，而习俗的改变则最难。
张：我在阅读《后村的女人们》时想到一个问题。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女性往往受到农村宗法制度的严厉控管。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逐渐瓦解，宗法制度也趋于解体，而女性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农村女性权利不平等，是否就是因为传统农耕社会的形态相对封闭的状态而造成的结果？
李：除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等因素之外，婚姻制度、婚后居住制度……这些也是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其实造成重男轻女这一现实的原因不仅是在观念上的，它还直接跟养老等问题有关。女孩嫁出去，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养老自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男权制的一个基础就是婚后居处制度。婚后女方要搬到男方家庭去住，就等于从出生的家庭拔根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生活，她的地位当然是会大受影响的。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只能靠都市化、现在化才能逐渐改变。
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权制的社会，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已经有所改善。根据我的调查，在大城市中，从妻居住制才2-3%。但是，大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整整一半了，大概还有45%是从夫居住。在农村，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婚后从夫居住制，恐怕也是因为那里是被社会变迁遗忘的角落，真正的社会变迁还是发生在城市，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在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了，它改变了结婚以后女性一定要去住到婆家这样一种居住形式，这样一来女性地位就不一样了，因为女性脱离了男权制的家庭环境。但真正要改变，我看还是要都市化、现代化。
张：在您的研究中，女性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水平，是否也是决定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
李：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一般的家庭，丈夫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收入就比较高，一般的妇女在一个家庭的收入里头大约能占到一小部分，比如三分之一。《后村的女人们》中有一个调查对象是小学教师，收入相对比较高，村子里一些特殊的习俗就影响不到她。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女的不能上桌吃饭，这个小学教师就能。很明显，她在家里的地位高，就不受这个习俗的约束。
张：根据我对农村的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自杀的比较多，而现在就很少了。近年来，妇女外出打工等谋生渠道的增多，是否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
李：妇女的流动对于其地位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像自杀这种情况就很奇怪，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女的多于男的。大多数国家，男的自杀明显高于女的。因为在生存的竞争中，男的压力大，自杀率也就高。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女性自杀的人群中，农村妇女又占了大多数。甚至有人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就是农村妇女特别容易得到农药。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生活质量低下、社会地位低，使其绝望所造成的。
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文化的原因。在历史上，我们就有女人以死明志的习俗。比如，她遭到强暴了，受到委屈了，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有些行为，政府还予以表彰。这些在文化的深处，会产生集体的记忆。
张：如果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让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再为生存和患病而担忧，那么对于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将起到什么作用？
李：如果真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妇女的地位就能真正和男性平等。农民之所以重男轻女，主要是养儿防老。虽然法律规定儿女都要养老，但是在农村还是男孩养老。法律说男女都有继承权，可是农村的继承权都给男孩了。从养老到财产继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有养老，怎么能有继承权呢？男女平等继承财产的法律，在农村还很难执行。但是，在城市就是儿女平分父母财产。如果国家能够承担起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责任，就等于铲除了造成农村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就能比较好地得以解决。
女权主义被妖魔化了
张：我们都知道您是女权主义者，您自己对女权主义有什么定义？
李：我当然是女权主义者，要不然我在干什么呢？我写这个农村性别权力关系问题，绝对是女权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大家觉得女权主义是仇视男人、跟男人争斗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国策嘛。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但中国有，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
女权主义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主张彻底摆脱男人的、仇视男人的，是极端的。中国人一说女权主义就是这么一种印象，其实不是。女权主义各个流派虽然观点分歧很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主张男女平等的。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就是说男女和谐的相处，我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
关亏性学研究
张：在众多的社会学课题中，您为什么选择了性作为研究重点？性问题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性的领域更富有挑战性吧，它在社会习俗中引起争议的领域更多，应该加以矫正的问题也更多，而且性是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
《农村妇女的权利、地位及其他——解读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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