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

看，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不会一帆风顺，它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当民主选举的乡镇长为非共产党员时，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将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控制基层的手段呢，还是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起点？近年来，乡镇竞选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推行，主要就在于得到政治高层的支持或默许，并得到各试点、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积极推动。笔者认为，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它预示着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即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谁要是逆潮流而行，谁就是自取灭亡。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三、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勿庸置疑，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走向理性的标志。当然实行政治竞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前文已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要使中国竞争性政治不像民初那样夭折，就必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行，然后才谈得上从事政治、宗教和艺术生活。如果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民主对他们就一无是处。美国政治学家科恩也认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归根结蒂取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已基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开始步入小康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国民主政治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东部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较为缓慢，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在中西部。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民主的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植，是促进西部地区民主发展的必要措施。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呈现出二元化特点，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而农业经济正是专制政治产的土壤，马克思曾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因此，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的方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总之，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才有充分的闲暇参与政治，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才能得到满足，否

则，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倡导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华夏5000年文明土壤中，不仅有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而且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长期实行封建专制政治，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存在不适应甚至阻碍着中国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从价值取向考察，有三个逆方向价值取向：（1）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一极是权势者的专制价值取向，“朕即国家”，另一极则是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以色列政治学家艾森斯塔德曾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照顾其臣民并使之处于他的监视之下，但是政体的意识形态取向很少在全民唤起积极持续的政治参与。” 所以，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般取向是强调民众“在政治上的臣服性。”（2）人治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以礼治大夫，以刑治庶人，至于君主帝王，则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由于缺乏一个社会全体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律规范体系，整个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人治特征。（3）党同伐异，以邻为壑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斗争激烈、残酷，一人获罪便株连九族，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也总是以极为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朋党”之称，虽也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贬称，含“朋比为奸”之意，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以邻为壑乃是一般的处理关系的常理。由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取向，表现的是“党同伐异”的特征，鲜有互谅与宽容可言，只能是高度倾轧性的。
要顺利推行政治竞争，就必须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此，应汲取历史教训，实现下列诸要求：（1）坚持参与取向，保障多数原则。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多数优先，决不仅仅是一个算术问题，它只有以充分而有效的大众参与为前提，才会呈现出真正的意义。为了保证多数的真正民主内涵，必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过程充分而有效的参与。（2）坚持法治取向，保障程序原则。罗素在《权力论》中写道，民主政治虽然不能保障最好的，但却可以避免最坏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遵循程序原则。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为政、依法行事。只有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取向，坚持法治取向，政治竞争才能做到公正、文明。（3）坚持宽容取向，保障尊重少数的原则。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基本原则。在现阶段及以后，都应倡导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种宽容、互谅、合作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坚决防止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坚决制止政见分歧的阶级化倾向，逐步形成宽容性、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
（三）转变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与西方国家政党产生于议会并在议会内部和平夺权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合法产生并致力于议会活动内的，恰恰相反，它是非法地秘密地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是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在革命年代这种政治理念主要是通过领导人民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体现出来的。所以，现阶段共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1.就组织体系来看，带有强烈的官僚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整个党（乃至整个国家）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2.就党政关系来看，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扎斯曾说：“那种政党与国家行政不分，党政混为一体的政府，不仅与民主，也是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 实践证明，党政不分往往造成党与政权责任不清、功能交叉、腐败低效、缺乏监督等，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功能效率原则，又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使民众承担两套重复设置的机构，不利于培育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都需要不断向现代化转型。就政治理念而言，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的影响，确立新型的政党理念。这需要给政党一个合理的定位。政党，按一般理解，它是自由结社的产物，与其说它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毋宁说是人民利益的表达者，是连接政府和人民的中介和桥梁。政党的作用就是把民众和政权联接起来。政党向政权输送民意，施加影响，进行监督，在执政后通过权力系统贯彻本党主张。许多学者把政党定义为民众的工具，指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含义。应该说，西方政党在这方面的定位较准确，而我们的党还没有完全找准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执政方式上出现了党政不分，甚至执政党直接行使、包办行政权力的弊端。邓小平反复强调，党政分开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此，必须首先“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弈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民主的合作博弈的‘竞争性’发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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