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学与极权话语-《红旗歌谣》及其他
毋庸讳言，这样一种简单的历史观同民间文学里追求单纯幸福和分辨绝对善恶的主旨有内在的关联。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对世界的简单化甚至模式化契合了主流话语的时代需要。我并不是说，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本身不具有同总体性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相抗衡的因素。但这样的因素（比如色情、鬼怪、果报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遭到了压制或修正，而新民歌得以发展的基本是民间文学里的那些易於容纳到总体化话语里去的结构与修辞因素。
同时，对民间文学的剖析更不是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或知识话语可以免於批判。历史恰恰证明了，知识话语尽管有批判和颠覆的潜能，但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简约化、理性化和总体化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同谋。反右和文革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甚至同时扮演了总体化历史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角色。不要说《红旗歌谣》本身就是由高层知识界（尽管是在官方体制下）的人物主持编纂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中国大陆作家在1958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唯一能够获得的感受就是知识话语同民间话语联合起来向主流话语的靠拢。民间文学中郭沫若认为「值得诗人学习」的风格不失时机地渗透进文学创作中，决定性地巩固了主流话语的一统状态。如贺敬之的长诗《三门峡--梳妆台》便结合了民间神话，借用模式化的线性历史结构，对比了三门峡的苦难过去和光辉现在，以展望人间天堂的未来。这个今昔对照的基本程式尽管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历史建构，却也在《红旗歌谣》的不少篇章里可以找到（比如〈一只篮〉、〈三过黄泥坡〉、〈过去和今天〉、〈长岭坡〉、〈一丘田割两丘禾〉、〈坐船插秧在秧田〉等）。杨沫著名的《青春之歌》以更接近《红旗歌谣》里意识形态化的性爱模式把女性的肉身「历史地」置於男性的话语统治之下。甚至巴金的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也以创造新时代的英雄神话为母题，树立了丘财康这个重伤不死的传奇式炼钢工人／超人：他非但不能反思造成他伤残事故背後的冒进政策，反而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病房里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在灾难现实中维持着神话结构的稳定与完美。
至此，除了写作技法上有限的巧拙差异，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差异几乎消失殆尽。二者都可定义为主流的总体化话语系统里的大众文学。
◎媚俗：民间话语的总体化潜能
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让萨宾娜宣称：「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⑤即便如此，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媚俗（kitsch）同极权政体不无关联。媚俗的最大特征无异於放弃个体的欲望和趣味，接受集体的原则和程序。也就是说，真实性、独特性与异质性被同化了，为的是纳入一种众人认可的模式化标准，并把这种标准内在化为个体的必需。从以上对《红旗歌谣》的解读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通过引述勒邦）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十分适用於来自民间文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个体的「对象选择退化为同化」，并且「个人兴趣牺牲为集体兴趣」。在这样的情形下，群体从属於词语的魔术般力量；群体并不对追随真理感兴趣而对追随幻想感兴趣；群体倾向於强力；群体易於受到影响而缺乏批判性。⑥以此描述《红旗歌谣》为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尽管并不全面，却击中要害。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所依赖的往往是大众的文化氛围。从表面上看，权威政体似乎是少数人的统治，但实际上极权体制是依赖於大众意识形态的最佳建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纳粹主义也是通过「人民」！猘s Volk）意识形态来维持群体观念。希特勒曾经呼吁：「我们是一个民族／人民（ein Volk），你们青年人，就是要成为这人民。」⑦《红旗歌谣》里对人民公社等集体组织的赞美同新民歌群众美学的媚俗趣味是一致的。大众意识形态的最佳源泉便是民间文化，因为俗文学至少提供了一种人人都感到安全的表现与结构模式。在《红旗歌谣》的特定年代里，这种安全感来自权力中心话语所提供的理性的历史与世界观，而这种历史和世界观吸收并发展了民间文化的理想性／幻想性并将它纳入总体化的话语系统中。民间话语和权力话语互助互动的状态使二者在那个历史阶段联手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下，知识话语除了自我整肃，清除自律性与批判性，别无出路。
民间文化本身属於俗文化的范畴，依赖於大众美学的标准。所谓媚俗，主要指的是「精英文化」对大众美学的依赖，或者说，是知识话语向民间话语的无批判的求助。《红旗歌谣》的编者郭沫若和周扬正是从知识阶层的角度出发概括并赞赏了新民歌里「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於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⑧的程式化主题，这些主题的原型用批评的语词可以描述为民间文学中
的「偶像崇拜」、「英雄神话」和「乐园幻想」。通过知识话语将这些民间文学的原型模式确定为标准，媚俗的美学便同时确定了它对极权话语的忠诚。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型模式在《红旗歌谣》里渗透了大跃进的时代语汇。更主要的是，由於缺乏突破或独创的冲动，民间文学无法通过自我否定将其原型转化为新的样式，而是重复原有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取向，以满足大众的阅读期待。在《红旗歌谣》里，知识话语用媚俗的方式所推举的「偶像崇拜」、「英雄神话」和「乐园幻想」等民间主题原型经由时代语汇的嫁接顺利地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系里，排斥了任何不符合大众模式的独特可能。在这里，唯一阙如的是独特的可能是细微的真实或真理，因为只有一统化的文学表达形式或模式才能满足极权话语存活和统摄的需要。这样，与其说是极权话语操纵了民间文化，不如说民间文化中的总体化因素使之作为大众话语塑造并赋予了极权话语的主宰力与操纵力。值得强调的是，正是民间文学中理想的、「进步」的一面，而不是被认为「藏污纳垢」的那一面，成为文化媚俗和文化附庸的推动力。
如今，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单纯热情如果缺乏对民间文化自身的总体化潜能的警惕，将会有相当的危险。不仅是海德格尔式的对一元性的草根文化的本体化会成为极权主义民族总体性的理论支柱，任何对民间或大众的无批判的认同都可能是以一种媚俗的姿态放弃个体的自律与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八十年代的文学寻根潮流到九十年代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民间策略，从理论上都有将民间文化本质化的倾向。纯粹的、本真的民间并不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大众意识形态的源泉，等待强势话语的招安。如果没有韩少功小说对民间文化的深入批判，寻根文学可能只会最终发展成张承志式的一元主义和民粹主义。同样，陈思和论述民间文学的多元性、边缘性挑战权力中心话语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难得，但也把「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⑨绝对化和理想化了。包括对共产党文学（如样板戏）中民间因素的肯定性评价都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正是引人入胜的民间色彩给极权文化增强了活力，协助了极权文化的传播。
《红旗歌谣》高度媚俗的特质也恰恰来自它的民间文艺美学，比如以琅琅上口的节奏韵律传达了权力中心话语的基本要义。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引人入胜」、
《民间美学与极权话语-《红旗歌谣》及其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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