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贡献
点，这是一种融事实认知于价值评价之中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实用为指归的思维倾向，严重减弱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把知识长期束缚在经验的技艺水平，使之难以实现向系统的理论层次转变。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尽管我们的先哲前贤曾积累了极丰富的审美经验，提炼出相当深刻的美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话语，在世界美学中也卓然自成一家，然而，一直到近代以前，在我国从纯学术的角度对美、美感、审美形态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几乎一篇也没有过，至于象康德、黑格尔那样从宏伟的哲学体系出发，从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上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辨探究的煌煌巨著，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就更是不可能出现。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形成实与王国维有关。
王国维不仅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而且对其所造成的“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及其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4]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实乃天下最神圣、最尊贵但却“无与于当世之用者”。这是因为“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因此，哲学与美术不能完全适合于一时一国之利益，甚至有时不能与其相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恰恰正是哲学与美术之所以神圣的根本所在。
王国维对哲学、美术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的确认与肯定，对传统文化“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5]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冷峻批判，究其实并不是要为哲学与美术在传统文化的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不得不开始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究竟如何发展的一种根本思考。他对文化学术在自觉基础上自由发展的殷切期待，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一种深情呼唤。因此，王国维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对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美学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关于“审美的无功利性”、“美在形式”的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内在原因。
（二）借鉴与创新。王国维研究哲学，是从研究康德和叔本华开始的。其美学研究也始自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借鉴他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本土美学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质。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第一个尝试。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借叔本华的哲学对《红楼梦》作出了超绝独异的评论，其尤具开创性意义的是：第一，它确认与肯定了《红楼梦》的悲剧特征及其独具的美学价值。在文中，王国维批判了盲目乐天的国民精神和国人喜好“大团圆”的审美趣味，并拿《桃花扇》与《红楼梦》相比较，指出后者是一部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真正可称为悲剧的作品。他还以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为基础，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认为《红楼梦》是属于那种以“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悲剧。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种悲剧，甚至每个人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制造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往往能爆发出一种最强烈、最持久的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是“悲剧中的悲剧”。第二，对旧红学的质疑和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尝试与开拓。在王国维以前，对《红楼梦》的研究，由于受到清代极为盛行的考据之风的深刻影响，遂造成了“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风气，文学批评领域几乎也成了考据派纵横驰骋的天下。批评家们不是规规然考索求证作品中所写的人究竟是指生活中何人、所写的事究竟是指现实中何事，就是拿着放大镜从书中去探寻所谓的“微言大义”。其流弊所在，就是把活生生的文学作品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死板的档案材料。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不仅对旧红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有力的批评，而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显示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旺盛生命力。在王国维之前，还从没有一个人以如此系统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作品作过如此富于逻辑思辨力的分析和评论，其开创之功昭然可见。尽管在文中他几乎完全搬用叔本华的观点，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消极的，但他不满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那种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的批评套路，大胆从西方哲学与美学中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另辟蹊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应充分肯定的。聂振斌先生指出：“《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是在新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是《红楼梦》研究中用悲剧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写出的第一部系统之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6]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有“兴于诗”、“成于乐”的论述，这可视为我国美育思想的萌芽，而明确提出“美育”概念的第一人是王国维。1903年到1906年，王国维先后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等专门研究美育和教育问题的重要论文。文章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的，且极富哲学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比如：《去毒篇》针对当时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以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实，深刻论证了实施美育的迫切性；
（三）继承与超越。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曾展开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价值高下优劣的激烈讨论，有人唯西方文化是从，有人倡言国粹。王国维以其独立不羁的精神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的鲜明主张。何以言学无新旧？王国维指出：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相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细，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 《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贡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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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不仅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而且对其所造成的“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及其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4]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实乃天下最神圣、最尊贵但却“无与于当世之用者”。这是因为“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因此，哲学与美术不能完全适合于一时一国之利益，甚至有时不能与其相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恰恰正是哲学与美术之所以神圣的根本所在。
王国维对哲学、美术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的确认与肯定，对传统文化“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5]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冷峻批判，究其实并不是要为哲学与美术在传统文化的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不得不开始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究竟如何发展的一种根本思考。他对文化学术在自觉基础上自由发展的殷切期待，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一种深情呼唤。因此，王国维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对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美学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关于“审美的无功利性”、“美在形式”的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内在原因。
（二）借鉴与创新。王国维研究哲学，是从研究康德和叔本华开始的。其美学研究也始自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借鉴他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本土美学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质。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第一个尝试。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借叔本华的哲学对《红楼梦》作出了超绝独异的评论，其尤具开创性意义的是：第一，它确认与肯定了《红楼梦》的悲剧特征及其独具的美学价值。在文中，王国维批判了盲目乐天的国民精神和国人喜好“大团圆”的审美趣味，并拿《桃花扇》与《红楼梦》相比较，指出后者是一部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真正可称为悲剧的作品。他还以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为基础，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认为《红楼梦》是属于那种以“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悲剧。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种悲剧，甚至每个人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制造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往往能爆发出一种最强烈、最持久的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是“悲剧中的悲剧”。第二，对旧红学的质疑和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尝试与开拓。在王国维以前，对《红楼梦》的研究，由于受到清代极为盛行的考据之风的深刻影响，遂造成了“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风气，文学批评领域几乎也成了考据派纵横驰骋的天下。批评家们不是规规然考索求证作品中所写的人究竟是指生活中何人、所写的事究竟是指现实中何事，就是拿着放大镜从书中去探寻所谓的“微言大义”。其流弊所在，就是把活生生的文学作品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死板的档案材料。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不仅对旧红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有力的批评，而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显示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旺盛生命力。在王国维之前，还从没有一个人以如此系统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作品作过如此富于逻辑思辨力的分析和评论，其开创之功昭然可见。尽管在文中他几乎完全搬用叔本华的观点，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消极的，但他不满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那种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的批评套路，大胆从西方哲学与美学中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另辟蹊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应充分肯定的。聂振斌先生指出：“《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是在新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是《红楼梦》研究中用悲剧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写出的第一部系统之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6]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有“兴于诗”、“成于乐”的论述，这可视为我国美育思想的萌芽，而明确提出“美育”概念的第一人是王国维。1903年到1906年，王国维先后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等专门研究美育和教育问题的重要论文。文章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的，且极富哲学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比如：《去毒篇》针对当时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以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实，深刻论证了实施美育的迫切性；
《人间嗜好之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即通过对人的“嗜好”所由产生的原因、内容、特征的具体研究，深入论证了实施美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论教育之宗旨》从教育的宗旨出发，通过分析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阐述了美育的特点及其任务。这些论证和阐述对“美育”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对此，刘ｘｕǎｎ＠①先生曾作过比较公允的评价：“谈到中国美育，人们自然地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起来。因为，他在1912年把美育规定为新式教育方针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又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过‘美育实施的方法’。就影响来说，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响最大。但王国维提倡的时间早，文章有代表当时时代水平的理论深度。”[7]
（三）继承与超越。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曾展开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价值高下优劣的激烈讨论，有人唯西方文化是从，有人倡言国粹。王国维以其独立不羁的精神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的鲜明主张。何以言学无新旧？王国维指出：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相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细，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 《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贡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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