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1982年，唐ｔāｏ@①即指出：“文学  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注：唐ｔāｏ@①：《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近况》，《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根据龚鹏程的看法，最早将现代化的标准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的是严家炎。1981年，严  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中明确将  中国现代文学的追求定位为中国文学现代化。80年代“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重建”实际上  是一个“文学现代化”取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文学史叙述和评价标准的  过程。王瑶说：“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  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注：王瑶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5期。)钱理群等人提  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集中反映了“文学现代化”的思维。文学现代化作为文学评价  标准最早是徐迟在1978年重新提出的(注：徐迟：《文艺与“现代化”》，见《文艺报  》，1978年3期。)。而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又是来自于7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转换和作  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现代化(注：《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见1979年1月出版  的《文艺报》2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龚鹏程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  个概念，系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理解上。现代化，又被认为  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一方面亚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皆因受西方势力及文化之冲击，而展  开其现代化，显现出脱离个别传统文化，汇入世界的大趋势……从文学上来说，即‘世  界文学’。……此一思路，实际上仍采用西力东渐、中国逐渐西化现代化世界化的历史  解释模型。然而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  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  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  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20世纪中国文学”是  作为一个文学史的命题提出来的；然而，在当时，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是远未结束和正  在发生的历史。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  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  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重写文学史”在后来被视为是一个“反对  政治”的“文学性”实践；然而，实际上却明显地甚至直接地受到政治的规划，无疑具  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耐人寻味的是，“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追溯到“文学性”的实  践，而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的政治实践。龚鹏程为“努力想摆脱政治  羁绊的文学研究，为何不能自我厘清文学史论和政论之间的分际”而困惑不已(注：龚  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见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  港：三联书店，1993。)，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和“重  写文学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实际上，正如王富仁所指出的那样，重写文学  史从来就是和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注：王富仁曾经指出过“重写文  学史”的意识形态实践意义：“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凡是社会思想和文  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或要求。”他认为，  从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在不断地“  重写”。尤其是50年代以来，每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都导致一次文学史的重写。  见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载《上海文论》，1989年6期。)。龚鹏  程批评说，文学现代化论者没有走出现代化的迷思，他们将20世纪的历史简单地解释为  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没有思考“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复杂内涵以及全球现代化  历史的复杂性(注：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见陈国球编《中  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可是，这对于当代现代化论者来说是  一种过高的期望。
　　“重写文学史”恢复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这具有相当的  合理性。但是，在“重写”中对于一度成为“历史空白”的历史的过分关注和倾斜，使  历史又一次失去了重心，从而再一次颠覆了“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一开始就带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和矫枉过正的策略。尤其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领导  人越来越有意地把“新时期”的开展解释为“五四”的重述，也就是说把“改革开放”  简单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次重述，等同于“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因此，必然  导致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文学实践这些不同的现代性内容的拒斥与否定，这  些新的现代性实践也被排斥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外。正如王瑶所言：“你们讲20世  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n

bsp;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注：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  写作》，见《文学评论》，1999年1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已  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重写文学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重写文学史”已经固化为缺乏自我反思能力的新教条，沦为新的僵化思维。“重写文  学史”逐渐生成了“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同时构成悖论的是，一方面，“重写  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然而，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  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样以政治性的  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  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自由主义文学”逐渐凸显成为了文学史的  “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学则不断受到贬低和排斥，并且大有被放逐于现代文学  史之外之势。“重写文学史”是以对“文化大革命”“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和“历史  空白论”的“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和批判开始，但“重写文学史”的结果却是同样形  成了新的“空白论”。“重写文学史”的“洞见”最终变成了文学史的“盲视”。更有  甚者，“重写文学史”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却以认同“文艺黑线专政论”  终。不仅将“‘文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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