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学”，而且甚至将“十七年文学”视为文学史的空白。1949年  至1978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被视为从根本上失去了文学史的合法性，甚至于形成了  文学研究的禁区。
　　“重写文学史”的这种“洞见”和“盲视”不仅体现在一些墨守成规的僵化头脑里，  也同样隐含在新时期最优秀和杰出的学者这里。例如1999年出版的两部受到崇高评价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同样反映了“重写文学史”的“洞见”和“盲视”(注：陈  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洪子诚著《中  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教程》对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规避和“潜在写作”的开掘实际上造成了一场文学史  的“政变”，否定了传统的文学史叙述而重新构造了一个新的文学史。李扬在有关书评  中指出：“这样的文学史很难说具有真正‘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  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空白论’，如果这种‘盲视’并不是文学史的写作者的主观选择，  那么就一定是写作者采用的文学史方法存在问题。”(注：李扬：《当代文学史写作：  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见《文学评论  》，2000年3期。)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方面回避文学经典，一方面去发  掘“潜在写作”，以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以边缘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史写作策略。它  典型、鲜明地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洞见”与“盲视”。洪子诚与陈思和都将“审  美主义”和“纯文学”固定为文学的本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十七年文学”和“‘  文革’文学”视为“一体化”的和反文学的。这样一种看法体现在其“二元对立”的文  学史叙述结构上。王光明在有关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评中曾指出，“一体化  ”这样的概念无法完整、有效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尽管陈思和和洪子诚的两部文学  史都强调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编写的文学  史并没有真正贯彻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叙述原则。他们对于文学史的整理并不是真正从“  审美性”和“文学性”出发的。李云雷指出，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宣称以“审美性”和  “文学性”作为标准；然而，实际上却不是审美的把握，其特色主要在于对文学环境、  文学规范和文学制度的深刻剖析与把握(注：李云雷：《小说之“美”的鉴赏与探寻》  ，12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逐步扩展和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  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  思性的“现代性”知识。海外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孟悦以及国内汪晖、李扬等人对  于现代性的重新理解和反思，对“以现代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基础和前提提出  了质疑。钱理群在《矛盾与困惑中写作》中指出，90年代的现实生活无情地粉碎了80年  代关于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从而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是现代性?什么  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  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  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  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  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  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  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  独立与统一的过程之两者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的不同  组成部分，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  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  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  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  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困惑。”“现代性的反思”突破了  8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知识局限。与此同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以及文  化研究的兴起，在经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分裂、对立和“向内转”之后，在  “文学性”之外重新引入了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视角，将文学从“纯文学  ”和“文学性”的幽闭中拯救出来，正如80年代提出的“纯文学”使文学从政治教条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一样。今天对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重新否定和批评，正如70年  代末对于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否定和批评一样，是为了重新开启文学必要  的视野。通过对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重新否定和批判，更新文学研究的视野与  方法。王晓明的《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刘纳的《创  造社与泰东书局》和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商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等著  述以及罗岗、王本朝等人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力地更新了传统的  文学史眼光和方法。与此同时，李陀重新讨论了“纯文学”的概念(注：李陀提出：“  我们今天讨论文学应该对‘纯文学’的观念进行反思。”见《漫说“纯文学”》，《上  海文学》，2001年3月号。)。文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文学史写作不是要简单地捍  卫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而是将文学放回到历史之中去，从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文学。同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捍卫文学的“文学性”，而是充分认  识到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广泛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是为了否定“左”倾教条主义和政治对于文学的控制，“纯文  学”在当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在今天，我们应该批判性地重新检讨充满了意识形  态的“预设性”或“后设性”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瓦解这些已经常识化的故事，摧  毁这些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和“常识”，尤其是摧毁有关“纯文学”和“文学性”  的神话，让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场景，最大限度地  历史化文学。最后，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要否定1978年以来“重写文学史  ”的意义，而只是宣告“重写文学史”这样的一个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故事来征服和改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