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
,慢慢的随后来接应”;儿子重霸快活林,老管营则“自骑了马直来酒店里相谢武松,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如此精心安排,助子为虐,所以容本李贽眉批日:“有是子,有是父,可供一笑。”小说第48回写毛太公、毛仲义父子生赖解珍、解宝猎杀的大虫,父亲出面虚伪应付,拖延时间;儿子则暗中把大虫送到州府请功,回来倒把解家兄弟“强扭做贼”,解人州里,上下使钱,要在“牢里做翻他两个”。如此“父子不义,同恶相济”,真可谓“有是父,有是子”。令笔者心有戚戚的是,金圣叹在这里也注意到了教育的问题,说:“(毛仲义)虽锡嘉名,实承恶教。”所谓“恶教”,一是指毛太公用自己的榜样教儿子用欺瞒诈骗的手段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古人说:“贤人智士之于子孙……劝之以正,弗劝以诈”,毛太公正好相反。二是因为毛太公用自己的恶行教儿子用阴险毒辣的手段陷害别人。古人说:“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毛太公又反其道而行。所以,毛仲义贪狠阴毒更甚于乃父,父子俩终于一起丧生在仇家的刀下,一则是罪有应得,二则实属必然。
当然,《水浒传》中也有做子女的受到过父母给予的正面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有的还相当凸显和执着,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受到这种家教的人到头来还是做了”强盗”。正如《红楼梦》第1回中甄士隐解说《好了歌》时所说:“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这里最典型的、也最值得研究的当然是“宋江现象”。宋江一向不愿上梁山,家教的作用至关重要。小说第35回中,他向梁山头领剖白心迹时,所反复强调的就是“父教”难违。为此,他把曾经率众来投梁山轻描淡写为“一时乘兴”的游戏,却把石勇寄书使他在关键时刻撇下众兄弟抽身而去解读为“天幸”如此,颇有“正中下怀”的意思。于是,在宋江身上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他“恪遵父训,死不落草”;另一方面,却从私放晁盖、杀阎婆惜开始,一直发展到闹青州、拉山头、题反诗、劫法场、取无为,最终不仅当了强盗,还成为“盗魁”。之所以如此,金圣叹认为宋江是个“以权诈行其忠孝”的“假人”,而且认为“作者特书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王望如则认为宋江假则假矣,但也有真的地方(比如他的孝),所谓“处处假,处处真,处处奸诈,处处至诚”。今天看来,宋江的悖论应该是其复杂人性和品格的真实反映,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或部分都不能服人(这也是对宋江其人的认识始终存在严重分歧和尖锐对立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也恰好表明,正如缺乏家教的人不一定都会成为恶人一样,良好的家教之下也无法保证不出悖逆不孝的子孙。原因很简单,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家教对他的训导以外,他还必将受到诸如政治生态环境、社会道德风尚以及个人身世遭际等的深刻影响。宋江更是如此,并且“江湖义气”往往成为他“不忠不孝”、“以身试法”的内在思想动因。于是,宋太公的谆谆“训教”便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它的无力和尴尬。
三、师教的失职与悖谬
古人教习武艺始终把武德放在首位。所谓武德,是指武林中教习武艺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和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左传》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虽是指军事,但与武术(艺)精神相通。拳谚日,“习武之人武德为先”;“武以德显,德以武彰”;“功夫有限,仁者无敌”。为此,古代各个门派均制定“门规”、“戒律”、“戒约”等条律,把“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屈己待人”等作为武德的信条和标准,要求教习武艺者严格遵守和执行。
《水浒传》中不少人是师徒的关系,如史进师王进,黄信师秦明,朱富师李云,公孙胜师罗真人,以及孔明、孔亮师宋江,张青师其岳父等等。这些师徒关系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师徒关系融洽,绝少悖逆或交恶的现象。没有徒弟不尊重师父的,甚至师父拉其上山(准确地说是下水),徒弟也绝无二话。比如秦明拉徒弟黄信入伙,黄信则表示:“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二是徒弟都先后落草当了强盗,没有一个是被“逼”上梁山的。有的在上梁山以前就作恶多端了,如卖人肉的张青。以“武德”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显然是不及格的。这样看来,师父的责任就无法推卸了,约略有三:
一是不知择人而教。拳谚日:“心正则拳正,心歪则拳偏。”《拳经·拳法备要·道勿滥传》诀歌云:“贤良秘授纡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武林人士收徒授艺,十分注重选材择人,只教品性正派者,不教品性邪恶者,有“三不传”、“五不传”、“十不传”等规矩。例如,据传是元末明初少林寺烧火僧许那罗和尚根据日常僧人格斗的多种招式创编的六合拳,其门规有“十不传”:“德行不端者不传;不孝父母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轻露者不传;无志者不传;喜财者不传;狂妄者不传;私心重者不传;无恒心者不传。”之所以“不传”,都与品德问题有关。然而,《水浒传》开篇,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受高俅迫害,携老母逃经史家村,收史进为徒,“点拨十八般武艺”,“名师”教出了“高徒”。不过,后来这位“高徒”其实并不争气,结盗杀人,拦路强抢,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虽然也曾抗拒强人,也曾想维护“清白”,但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试想,如果史进没有这一身骄人的本事,而始终是个只会一点花拳绣腿的“愣头青”,那么,尽管不务正业,最后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败家子”,他想对社会构成更大的危害也没有这个本钱。如此说来,是王进本不该收史进这位徒弟,倒也不是什么“先见之明”或者“事后诸葛”,我们只看当初收徒时的情景:
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
按理说,身为“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的“孝子”,的王进,遇见这样一个不务正业、气死老母、不听父亲管教的不肖之子,应该敬而远之才对,却居然“大喜”过望地将其收为徒弟——真不知“喜”从何来?显然,仅仅把这说成是王进因为身处患难欲报人恩,是不足以让人释怀的。王望如日:“王进奉母辞(史)太公,避史进之祸也。大郎不守家业,浪结强人,……折柬相邀,祸不旋踵。王教头于习武艺时,早有以窥其微矣。”如果此说成立,则“王师父”的罪过就更大了:不仅没能择人而教,而且在预见到徒弟会闯下大祸的情况下抽身自保,实在是有辱于“大师”级武林人士的身份和职责。
二是忽视教人以德。所谓“练武先练德,教人先教心。”(拳谚)对于道人公孙胜来说,“练武”只是他年轻时候喜好的把戏 《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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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水浒传》中也有做子女的受到过父母给予的正面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有的还相当凸显和执着,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受到这种家教的人到头来还是做了”强盗”。正如《红楼梦》第1回中甄士隐解说《好了歌》时所说:“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这里最典型的、也最值得研究的当然是“宋江现象”。宋江一向不愿上梁山,家教的作用至关重要。小说第35回中,他向梁山头领剖白心迹时,所反复强调的就是“父教”难违。为此,他把曾经率众来投梁山轻描淡写为“一时乘兴”的游戏,却把石勇寄书使他在关键时刻撇下众兄弟抽身而去解读为“天幸”如此,颇有“正中下怀”的意思。于是,在宋江身上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他“恪遵父训,死不落草”;另一方面,却从私放晁盖、杀阎婆惜开始,一直发展到闹青州、拉山头、题反诗、劫法场、取无为,最终不仅当了强盗,还成为“盗魁”。之所以如此,金圣叹认为宋江是个“以权诈行其忠孝”的“假人”,而且认为“作者特书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王望如则认为宋江假则假矣,但也有真的地方(比如他的孝),所谓“处处假,处处真,处处奸诈,处处至诚”。今天看来,宋江的悖论应该是其复杂人性和品格的真实反映,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或部分都不能服人(这也是对宋江其人的认识始终存在严重分歧和尖锐对立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也恰好表明,正如缺乏家教的人不一定都会成为恶人一样,良好的家教之下也无法保证不出悖逆不孝的子孙。原因很简单,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家教对他的训导以外,他还必将受到诸如政治生态环境、社会道德风尚以及个人身世遭际等的深刻影响。宋江更是如此,并且“江湖义气”往往成为他“不忠不孝”、“以身试法”的内在思想动因。于是,宋太公的谆谆“训教”便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它的无力和尴尬。
三、师教的失职与悖谬
古人教习武艺始终把武德放在首位。所谓武德,是指武林中教习武艺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和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左传》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虽是指军事,但与武术(艺)精神相通。拳谚日,“习武之人武德为先”;“武以德显,德以武彰”;“功夫有限,仁者无敌”。为此,古代各个门派均制定“门规”、“戒律”、“戒约”等条律,把“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屈己待人”等作为武德的信条和标准,要求教习武艺者严格遵守和执行。
《水浒传》中不少人是师徒的关系,如史进师王进,黄信师秦明,朱富师李云,公孙胜师罗真人,以及孔明、孔亮师宋江,张青师其岳父等等。这些师徒关系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师徒关系融洽,绝少悖逆或交恶的现象。没有徒弟不尊重师父的,甚至师父拉其上山(准确地说是下水),徒弟也绝无二话。比如秦明拉徒弟黄信入伙,黄信则表示:“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二是徒弟都先后落草当了强盗,没有一个是被“逼”上梁山的。有的在上梁山以前就作恶多端了,如卖人肉的张青。以“武德”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显然是不及格的。这样看来,师父的责任就无法推卸了,约略有三:
一是不知择人而教。拳谚日:“心正则拳正,心歪则拳偏。”《拳经·拳法备要·道勿滥传》诀歌云:“贤良秘授纡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武林人士收徒授艺,十分注重选材择人,只教品性正派者,不教品性邪恶者,有“三不传”、“五不传”、“十不传”等规矩。例如,据传是元末明初少林寺烧火僧许那罗和尚根据日常僧人格斗的多种招式创编的六合拳,其门规有“十不传”:“德行不端者不传;不孝父母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轻露者不传;无志者不传;喜财者不传;狂妄者不传;私心重者不传;无恒心者不传。”之所以“不传”,都与品德问题有关。然而,《水浒传》开篇,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受高俅迫害,携老母逃经史家村,收史进为徒,“点拨十八般武艺”,“名师”教出了“高徒”。不过,后来这位“高徒”其实并不争气,结盗杀人,拦路强抢,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虽然也曾抗拒强人,也曾想维护“清白”,但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试想,如果史进没有这一身骄人的本事,而始终是个只会一点花拳绣腿的“愣头青”,那么,尽管不务正业,最后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败家子”,他想对社会构成更大的危害也没有这个本钱。如此说来,是王进本不该收史进这位徒弟,倒也不是什么“先见之明”或者“事后诸葛”,我们只看当初收徒时的情景:
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
按理说,身为“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的“孝子”,的王进,遇见这样一个不务正业、气死老母、不听父亲管教的不肖之子,应该敬而远之才对,却居然“大喜”过望地将其收为徒弟——真不知“喜”从何来?显然,仅仅把这说成是王进因为身处患难欲报人恩,是不足以让人释怀的。王望如日:“王进奉母辞(史)太公,避史进之祸也。大郎不守家业,浪结强人,……折柬相邀,祸不旋踵。王教头于习武艺时,早有以窥其微矣。”如果此说成立,则“王师父”的罪过就更大了:不仅没能择人而教,而且在预见到徒弟会闯下大祸的情况下抽身自保,实在是有辱于“大师”级武林人士的身份和职责。
二是忽视教人以德。所谓“练武先练德,教人先教心。”(拳谚)对于道人公孙胜来说,“练武”只是他年轻时候喜好的把戏 《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