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

，师从大名鼎鼎的罗真人之后，“修道”才是他的日常功课。在道教那里，所谓“道德”，秉承了老子的学说，“道”为宇宙万物之本原，“德”即是道之在我。《自然经》日：“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显然，这个“道德”较儒家所推崇的“道德”更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道德”的境界呢？儒家认为，一要积善，二要学礼，所谓“积善成德”，“学至乎礼而止……谓道德之极。”所以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道教则除了吐纳、导引、服食丹药、符箓斋醮等道术外，主要通过一系列的道功来达到“道德”。道功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虑、坐忘等。如此返本还原，与道合一，方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可是，公孙胜这位“一清道人”又是如何“修道”的呢?《水浒传》中他一出场，竟因为主人不出来相见而“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原来，公孙道人与“贼心贼肝”（雷横骂刘唐的话）的“赤发鬼”刘唐竟不谋而合，是为了“一套富贵”（二人都如是说）主动找上门来撞筹，并早已掌握了有关生辰纲路线的重要情报。所作所为使人很难与一个出家修道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就有必要考查一下乃师罗真人的态度。陈忱的《（水浒后传）论略》云：“公孙胜，学道人也。何以首启劫生辰横之谋，与刘唐一辙，禀于师、禀于母而后出耶？戴宗、李逵来请破高唐州，必要禀于师、禀于母而后出，……岂晚年进德耶？”根据第52～53回罗真人及公孙母对梁山的避忌态度，可知公孙当初劫生辰纲是背着师、母所为，已经暴露了道门、家庭方面的失教。这一次出山则是“禀于师、禀于母”的。从敬师、孝亲的角度说，公孙是“进德”了；但从修道的角度来说，无疑是“失德”了，正如罗真人所说，梁山乃是“火坑”，打高唐州“非出家人闲管之事”。可是其后罗真人竞又允许弟子出山，还特授“五雷天心正法”以对付高廉。其理由先是说看在李逵的“面上”，又说是为戴宗“大义为重”所动，最后说是因为公孙胜“上应天间星数”。罗真人这样做不是包藏祸心，就是似是而非，或者干脆是无稽之谈；却又谆谆告诫弟子要“专持从前学道之心，休被人欲摇动，误了自己脚跟下大事”。殊不知此番放公孙回归梁山“火坑”，正与其“学道之心”相悖。如此自相矛盾，不知所云，这样的道门师父岂不误人子弟？笔者年少时读《水浒》，每到罗真人口称“看他（按指李逵）的面上”处，便觉毛骨悚然。读到其后“道德清高”的罗神仙恶狠狠地将李逵“磨”了个半死却又不须亲自动手，更将“道家狠心辣手处”佩服得五体投地，证明罗神仙其实比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凡夫俗子强不到哪里去。因此，对于“罗神仙”与“清道人”，我们有理由套用金圣叹的那句话来形容：“有是师，有是徒”。
三是未能以身作则。古代师教也重视身教。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可是，要求《水浒传》中的为师者以身教教徒，本来就是一个沉重而悲观的话题。秦明自己为宋江所逼，不得已做了强盗，却又自告奋勇拉徒弟黄信入伙。宋江本是一名杀人在逃的罪犯，且武艺平平，却教了孔明、孔亮两个徒弟。后来这两位倒也替师父“增光”，与本乡富户“争些闲气”，将其“一家老小”尽皆杀死，反上了白虎山。其使气杀人动静之大，竞为乃师当初所不及。至于张青的师父孙老儿，年轻时以剪径为业，后来路遇同样在做这种勾当的张青，将其“一扁担打翻”却又带着他回家，教了许多本事，还招赘他做了女婿。有这样糟糕的师父做榜样，即使品行很好的后生也要学坏，何况是张青这样的有前科的“失足青年”！最滑稽的是李云，竞胡里胡涂地被徒弟朱富给拉下了水，情急之中还担忧梁山“不肯收留”他——榜样的力量在这对师徒之间发生了令人感慨的对换和错位。
四、俗教的失范与误导
风俗，在古代应有两层涵义：一日习俗，一日风气。习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久积而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风气即俗尚，是时世中流行的喜好或习惯。风俗有社会性、集体性的特点，因此是社会治乱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风俗又有传承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这决定了要想使它有所改变，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因此，主要针对民间社会的俗教就成为了政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规定：对百姓“施十有二教”，其中第六教为：“以俗教安，则民不偷。”意谓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与风气以教化百姓使之安分守己，百姓就不苟且懈怠。<苟子·君道》也有类似的话：“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朴实），夫是之谓政教之极。”俗教的最大特点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所谓“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俗以渐变则功不偷”，意味着“俗教”这种教育最易深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人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良好正确的“俗教”，有“洗濯民心”、“闲邪纳善”的教育功能。
“弘化正俗，存乎礼教。”“移风易俗，莫善於乐。”早在周代，“礼”就被从祭神的器物和仪式中分离出来，发展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并辅之以“乐”来调和稳定这种等级关系和既定秩序。《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即“礼”的目的，如《左传》所说，“礼”是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所以孔子主张对民“齐之以礼”；“和”即“乐”的作用，《礼记·乐记》说，“乐”是用来“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的，说明“乐”服务于“礼”，所注重的是有“秩序”的协调。可见，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不言而喻，礼乐文明大行其道的结果，必然是良好社会风尚的出现。
《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宋代各方面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不过，作为一部社会人生风俗的“大戏”，真正引起论者关注的，却是它所呈现的“礼崩乐坏”的严重现状。我们看到，《水浒》世界不仅上层社会政治窳败、分崩离析，民间社会也完全是一种“礼崩乐坏”的景况。史进活活气死老母，潘金莲亲手毒杀丈夫，都是典型的例子。晁盖本是东溪村的保正，却一向喜欢窝藏和庇护盗匪。更有甚者，从刘唐“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之语，及其与晁盖素昧平生却特意前来撞筹共谋“一套富贵”之举，可知晁盖早已是黑社会老大一级的人物。我们只看他为了解救刘唐而与其巧妙配合“即兴表演”的那一出“甥舅双簧”竟是惊人地纯熟和老练，瞒过了雷横，却也正好暴露了他老奸巨猾、惯于藏污纳垢的真实面目。登州治下的那个毛太公也是一名里正，却仗势欺人，生赖猎户解珍、解宝的大虫，使他们之间的

《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