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

关系由基本和谐而骤然紧张，以至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保正、里正之类本属农村“基层干部”，是联结官府和农民的枢纽，担负着通民情、传号令、保治安的责任。显然，晁盖、毛太公的行为太“离谱”了。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礼崩乐坏”往往是呈现在刀与剑、血与火的暴力冲突之中。《水浒》世界中以暴力手段致人死命的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命案有的是被逼出来的，如宋江杀阎婆惜，林冲杀差拨、陆谦和富安；有的是打抱不平，如鲁达打死郑屠；有的主要是为了洗清自己，如石秀杀死裴如海；有的则是滥杀无辜，如武松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时捎带着杀了马夫、丫环等多人，宋江、吴用指使李逵残忍地杀死年仅4岁的小衙内等等。尽管原因、动机及性质各有不同，但致人死命的暴力毕竟是血腥的，是与礼乐文明背道而行的，因而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水浒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世界只凭硬拳头或冷兵器说话，何止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简直是“‘想’出手时就出手”，管他“该”还是“不该”！还是李大哥说得透彻：“前打后商量！”
与《水浒》世界中民间社会“礼崩乐坏”的严重现状紧密相连的，是道德人心的沦丧和丑恶。在这个社会中，遍布着杀人越货的强盗、匪徒，不守戒律的和尚、道士，寡廉鲜耻的奸夫、淫妇，贪财索命的虔婆、小人，流荡江湖的闲汉、无赖，为害一方的恶霸、地痞，偷鸡牵马的扒手、惯盗，毫无理性的酒鬼、赌徒……。在这个社会中，只要冠以“义”字招牌，任何罪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得到肯定和褒辙，或者极其平常地作为闲聊的谈资和打趣的笑料。张青与武松饮酒，“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张横劫了宋江，“李俊道：‘哥哥不知，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在这个社会中，杀人案犯剃度做和尚，和尚干脆还俗做强盗；“求官做要使钱，求盗做亦要使钱”；正在做贼的骂别人骗财，即将为盗的把贼深恶痛绝。《水浒传》第13回写道：
刘唐道：“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了我阿舅十两银子！……”雷横大怒，指著刘唐大骂道：“辱门败户的谎贼！怎敢无礼！”刘唐道：“你那诈害百姓的腌臜泼才！怎敢骂我！”雷横又骂道：“贼头贼脸贼骨头！必然要连累晁盖！你这等贼心贼肝，我行须使不得！”
真是一幕难得的“贼喊捉贼”的绝妙喜剧。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为了10两银子的棺材本便甘当“马泊六”，替人撮合婚外奸情；开黑店图财害命，卖人肉馅馒头。这个社会陋俗纵恣：割下人肉“炙来下酒”，挖人心肝“做醒酒汤”；老母头上的钗儿被儿子讨了去赌博，被赚上山做强盗竟是因为迷信算命占卜。
显然，上述礼崩乐坏、美丑不分，乃至视恶为善、以丑作美的民间社会风习，已经严重背离了古圣先贤所推崇和倡导的俗教的基本立场与核心价值。如此失范的“俗教”倒也真可以“洗濯民心”，但不是洁浊扬清，使人弃恶从善，而只能是事与愿违，越洗越脏——因为这用来洗濯的水并非是礼乐文明的温泉，而是险风恶俗的淖污。正如俗话所说：“蠢虫子蛀烂衣服，坏风俗败坏心灵。”武大取了个“碑偷汉子”的老婆，清河县又有几个浮浪子弟经常前来骚扰；搬来阳谷县赁屋，偏偏又与“风情中智囊”（金圣叹语）王婆为邻，注定了这个“弱势个体”的厄运。赁居的遭人暗算，交友的也都被朋友拖下了水，史进、武松、柴进、花荣等都是这样。至于宋江，则先是因为晁盖而东窗事发，杀人灭口后亡命江湖，却又捎带着葬送了花荣的前程。他在被捕见官前安慰老父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金圣叹认为这是假话，是宋江“权诈”。然而从本文立场看，宋江此话多半是实情：在一个早已丧失了理性和正义的社会里，跟了一帮“杀人放火的弟兄们”去学着杀人放火，简直就是势所必然——“白沙在涅”，岂能不“与之俱黑”！异姓兄弟相互影响着做强盗，亲兄弟之间自然更无二话。于是，宋清跟了宋江（连宋太公竞也出现在了梁山上，令人大跌眼镜），朱富随了朱贵，孙立从了孙新，大家欢天喜地上山做了强盗。《水浒传》第37回道：
朱贵道：“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朱富道：“哥哥说的是。”
有这样的好哥哥领路，何愁不入歧途！至于阮氏（小二、小五、小七）、张氏（横、顺）、穆氏（弘、春）、童氏（威、猛）、孔氏（明、亮）、蔡氏（福、庆）诸兄弟，则是互为表里，同流合污。第14回写道：
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么？”那婆婆道：“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阮小二笑了一声，便把船划开。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赌钱只是输，却不晦气？——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地！”
兄弟三人，一对半赌徒，固然是因为家教不力，而社会风气不正，兄弟间又互为不良影响，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所在。
五、结语
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中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该受此教。”然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这种以礼乐为根基的人文教化传统，在《水浒》世界里竟至严重缺失，甚至被瓦解、被颠覆，从而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的“人文俱乱”，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发人深省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来，即《水浒传》作者对传统人文教化的态度究竟如何？换句话说，作者在《水浒传》中究竟要表达一种怎样的教育观念？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到了小说《金瓶梅》。《金瓶梅》的写世情，意在暴露，所谓“骂尽诸色”（鲁迅语）。既是暴露，故而色货之欲充斥全书，特别是那些近乎自然主义的性行为的描写，历来成为人们诟病此书的焦点。无独有偶，《水浒传》的写世乱，也是意在暴露。这种暴露，一方面固然在于它的表现“乱自上作”，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恶大加挞伐；另一方面，对民间社会中由于“失教”所引发的种种“乱”像，诸如偷盗、抢劫、杀人、放火、赌博、群殴、敲诈、通奸、拉皮条、黑吃黑等等，也进行了如实的描绘，以至于这些生动的描绘也成为人们诟病此书的一个重要的口实。于是，《金瓶梅》、《水浒传》，一个被指为“诲淫”，一个被诬为“诲盗”，长期被打入毁禁之书的行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清初王仕云就认为，《水浒传》“要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也”，“亦有关世道之书，与宣淫导欲诸稗史迥异也”。在其《（水浒传）总论》中，

《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