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

王氏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所谓“著书之苦心”与“读书之流弊”的观点。他说：“施耐庵著<水浒》，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所以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余故深亮其著书之苦心，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读书之流弊。”“如此说来，读者学《水浒传》中的坏，是因为他们阅读时所要获得满足的心理期待就仅在于“放辟邪侈之乐”，正是这种“读书之流弊”导致了读者的学坏。而读者学坏，并非作者的初衷，作者“著书之苦心”是要责备君相之暴政，当然也要“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尽管是待盗贼以“宽”。
顺此思路，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作者之所以把《水浒》世界中诸如政教的失效与破产、家教的失驭与尴尬、师教的失职与悖谬以及俗教的失范与误导等严重的教育问题毫无遮拦地揭示了出来，其良苦用心恰恰是要“示戒”，而不是要“诲盗”。换句话说，作者的教育观依然是正面的，不能因为小说中写了教育的缺失和被颠覆，就认定其思想是传统教育观的反动。
说到《水浒传》在教育上的意义，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它从反面凸显了继承古代人文教化传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传统教育思想观念无疑也是今天强化公民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严重“失教”的《水浒》世界堪称一面镜子，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久远而绵长的。 《用传统教育的眼光看《水浒》(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