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這樣的印象：托勒密體系要用到本輪、均輪數十個之多，而哥白尼日心體系則非常簡潔。許多讀物上轉載了哥白尼表示日心體系的那張圖8。那張圖確實非常簡潔，然而那只是一張示意圖，並不能用它來計算任何具體天象。類似的圖托勒密體系也有，一套十多個同心圓，豈不比哥白尼體系更加簡潔9？而實際情況是，哥白尼要描述天體的具體位置時，仍不得不使用本輪和偏心圓──地球需要用三個，月球四個，水星七個，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各五個，共計34個之多10。這雖比托勒密體系的79個圓少了一些，但也沒有數量級上的差別。而且，哥白尼是個「比托勒密本人更加正統的『本輪主義者』」11。
這裏需要附帶說一句，「簡潔」並不是一個科學的判據，因為它是以「自然規律是簡潔的」為前提，而這無疑是一個先驗的觀念──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排除自然規律不簡潔的可能性。
第三個判據，是從古希臘天文學開始一脈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即「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1治理发愣功年伽利略發表他用望遠鏡觀測天象所獲得的六條新發現，其中有兩條對當時的各家宇宙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當時歐洲的宇宙體系主要有如下四家：一、1543年問世的哥白尼日心體系；二、1588年問世的第谷準地心體系；三、當時尚未退出歷史舞台的托勒密地心體系；四、當時仍然維持著羅馬教會官方哲學中「標準天文學」地位的亞里斯多德「水晶球」地心體系12。伽利略發現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樣有圓缺），這一事實對上列後兩種體系構成了致命打擊，因為在這兩種體系中根本無法解釋金星位相。但是哥白尼和第谷的體系則都能夠圓滿解釋金星位相。所以在「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這條判據之下，第谷仍能與哥白尼平分秋色。
最後是第四個判據，也是天文學家最為重視的判據，即「推算出來的天象與實測吻合」。此一判據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際中國天文學家則習慣於以一個字表達之，曰「密」，即計算天象與實測天象之間的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這一最為重要的判據，對哥白尼體系大為不利，而對第谷體系極為有利。
那時歐洲天文學家通常根據自己所採用的體系編算並出版星曆表。這種表給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個時刻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天象的時刻和方位。天文學界同行可以用自己的實測來檢驗這些表的精確程度，從而評價各表所依據之宇宙體系的優劣。哥白尼的原始星曆表身後由賴因霍爾德（Erasmus Reinhold）加以修訂增補之後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雖較前人之表有所改進，但精度還達不到角分的數量級──事實上，哥白尼對「密」的要求很低，他曾對弟子雷蒂庫斯（Rheticus）表示，理論值與實測值之間的誤差只要不大於10' ，他即滿意13。
而第谷生前即以擅長觀測享有盛譽，其精度前無古人，達到前望遠鏡時代的觀測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黃經誤差小於2' ；他的太陽運動表誤差不超過20"，而此前各星曆表（包括哥白尼的在內）的誤差皆有15' - 20' 之多14。行星方面誤差更嚴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據哥白尼理論編算的行星運動表仍有4° - 5° 的巨大誤差，故從「密」這一判據來看，第谷體系明顯優於哥白尼體系，這正是當時不少歐洲學者贊成第谷體系的原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密」定曆法──也即中國的數理天文學方法──的優劣，也是中國天學自古以來的傳統。耶穌會士既想說服中國人承認西方天文學優越，他們當然最好是拿出在當時中國人的判據下為優的東西來給中國人。這東西在當時不能是別的，只能是第谷體系。
丙 第谷體系相對於中國傳統方法的先進性
不少人云亦云的文章都說，當時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以第谷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是「陳舊落後」的。但是「先進」和「落後」都是有時間性的，第谷體系以今視之固為落後，但是和當時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方法相比，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只有對有關史料進行考察之後才能下結論。
《明史．曆志一》中，載有當時天文學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較量的史料八條，包括日蝕、月蝕、行星運動三個方面。它們分別是：1629年，日蝕；1631年，月蝕；1634年，木星運動；1635年，水星及木星運動；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1636年，月蝕；1637年，日蝕；1643年，日蝕。這八次較量都是完全以「密」為判據的──雙方預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來天象，屆時由各地觀測的結果來衡量誰的推算準確。對於此八條珍貴史料，筆者先前已經逐一作過考證。這八次較量的結果竟是八比零──中國的傳統天文學方法「全軍覆沒」，八次都遠不及「西法」準確。其中三次發生於《崇禎曆書》編成之前，五次發生於編成並「進呈御覽」之後。到第七次時，崇禎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後一次較量的結果使他下了決心，「詔西法果密」，下令頒行天下。可惜此時明朝的末日已經來臨，詔令也無法實施了15。
而且必須強調指出，能夠顯示「中法」優於「西法」的材料，在《明史．曆志》中一條也沒有！這就有力地表明：當時耶穌會士和徐光啟、李天經等人所掌握的、以第谷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方法，明顯遠較中國傳統方法先進。這當然是以「密」為判據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對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贊成以「密」為判據來定優劣，所以才屢屢和對手一同去進行實測檢驗。
多次實測檢驗無一例外皆為西法優勝，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當時耶穌會士所持西方天文學有以下六點較中國先進16：一、交食預報；二、以幾何方法描述行星運動；三、幾何學在日晷、星盤及測量上之應用；四、地圓概念和球面坐標方法；五、新代數學和計算方法、計算工具；六、儀器製造。這是頗為全面的歸納。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略加討論。當年王錫闡對於中法之負於西法不服，謂：「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無其人也。」17堅持認為
二 「阻撓說」完全不能成立
這裏要討論的「阻撓」，暫時僅限於天文學，即耶穌會士是否曾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乃至阻撓中國人接受近代天文學。至於本文後面的結論能否從「近代天文學」推廣至「近代科學」，茲事體大，非本文所擬論述。
為了方便讀者掌握本文討論的線索，這裏只需簡單列出一個大事年表，就可以看出羅馬教廷對哥白尼學說態度之變化。
1543年，《天體運行論》出版。
1616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訓誡」，警告他不得持有、傳播和捍衛日心說，只許將日心說視為假說，而不能視為真實的理論。《天體運行論》被列入《禁書目錄》。
1633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審判，判處終身監禁，其著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被列入《禁書目錄》。
1728年，布拉德萊（James Bradl 《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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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需要附帶說一句，「簡潔」並不是一個科學的判據，因為它是以「自然規律是簡潔的」為前提，而這無疑是一個先驗的觀念──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排除自然規律不簡潔的可能性。
第三個判據，是從古希臘天文學開始一脈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即「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1治理发愣功年伽利略發表他用望遠鏡觀測天象所獲得的六條新發現，其中有兩條對當時的各家宇宙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當時歐洲的宇宙體系主要有如下四家：一、1543年問世的哥白尼日心體系；二、1588年問世的第谷準地心體系；三、當時尚未退出歷史舞台的托勒密地心體系；四、當時仍然維持著羅馬教會官方哲學中「標準天文學」地位的亞里斯多德「水晶球」地心體系12。伽利略發現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樣有圓缺），這一事實對上列後兩種體系構成了致命打擊，因為在這兩種體系中根本無法解釋金星位相。但是哥白尼和第谷的體系則都能夠圓滿解釋金星位相。所以在「對新天象的解釋能力」這條判據之下，第谷仍能與哥白尼平分秋色。
最後是第四個判據，也是天文學家最為重視的判據，即「推算出來的天象與實測吻合」。此一判據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際中國天文學家則習慣於以一個字表達之，曰「密」，即計算天象與實測天象之間的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這一最為重要的判據，對哥白尼體系大為不利，而對第谷體系極為有利。
那時歐洲天文學家通常根據自己所採用的體系編算並出版星曆表。這種表給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個時刻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天象的時刻和方位。天文學界同行可以用自己的實測來檢驗這些表的精確程度，從而評價各表所依據之宇宙體系的優劣。哥白尼的原始星曆表身後由賴因霍爾德（Erasmus Reinhold）加以修訂增補之後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雖較前人之表有所改進，但精度還達不到角分的數量級──事實上，哥白尼對「密」的要求很低，他曾對弟子雷蒂庫斯（Rheticus）表示，理論值與實測值之間的誤差只要不大於10' ，他即滿意13。
而第谷生前即以擅長觀測享有盛譽，其精度前無古人，達到前望遠鏡時代的觀測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黃經誤差小於2' ；他的太陽運動表誤差不超過20"，而此前各星曆表（包括哥白尼的在內）的誤差皆有15' - 20' 之多14。行星方面誤差更嚴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據哥白尼理論編算的行星運動表仍有4° - 5° 的巨大誤差，故從「密」這一判據來看，第谷體系明顯優於哥白尼體系，這正是當時不少歐洲學者贊成第谷體系的原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密」定曆法──也即中國的數理天文學方法──的優劣，也是中國天學自古以來的傳統。耶穌會士既想說服中國人承認西方天文學優越，他們當然最好是拿出在當時中國人的判據下為優的東西來給中國人。這東西在當時不能是別的，只能是第谷體系。
丙 第谷體系相對於中國傳統方法的先進性
不少人云亦云的文章都說，當時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以第谷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是「陳舊落後」的。但是「先進」和「落後」都是有時間性的，第谷體系以今視之固為落後，但是和當時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方法相比，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只有對有關史料進行考察之後才能下結論。
《明史．曆志一》中，載有當時天文學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較量的史料八條，包括日蝕、月蝕、行星運動三個方面。它們分別是：1629年，日蝕；1631年，月蝕；1634年，木星運動；1635年，水星及木星運動；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1636年，月蝕；1637年，日蝕；1643年，日蝕。這八次較量都是完全以「密」為判據的──雙方預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來天象，屆時由各地觀測的結果來衡量誰的推算準確。對於此八條珍貴史料，筆者先前已經逐一作過考證。這八次較量的結果竟是八比零──中國的傳統天文學方法「全軍覆沒」，八次都遠不及「西法」準確。其中三次發生於《崇禎曆書》編成之前，五次發生於編成並「進呈御覽」之後。到第七次時，崇禎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後一次較量的結果使他下了決心，「詔西法果密」，下令頒行天下。可惜此時明朝的末日已經來臨，詔令也無法實施了15。
而且必須強調指出，能夠顯示「中法」優於「西法」的材料，在《明史．曆志》中一條也沒有！這就有力地表明：當時耶穌會士和徐光啟、李天經等人所掌握的、以第谷體系為基礎的西方天文學方法，明顯遠較中國傳統方法先進。這當然是以「密」為判據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對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贊成以「密」為判據來定優劣，所以才屢屢和對手一同去進行實測檢驗。
多次實測檢驗無一例外皆為西法優勝，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當時耶穌會士所持西方天文學有以下六點較中國先進16：一、交食預報；二、以幾何方法描述行星運動；三、幾何學在日晷、星盤及測量上之應用；四、地圓概念和球面坐標方法；五、新代數學和計算方法、計算工具；六、儀器製造。這是頗為全面的歸納。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略加討論。當年王錫闡對於中法之負於西法不服，謂：「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無其人也。」17堅持認為
中國傳統方法並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運用未得其人，潛力尚未充分發揮，這才屈於西法。其說很容易從感情上在後世乃至當代獲得贊成者，然而無情的歷史事實是，西方天文學引入之後，中國學者競相學習，再也沒有人如王錫闡所希望的那樣以「甄明法意」為己任了。王錫闡本人是進行這種努力的最後一人，他的《曉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託了他的希望，然而並不成功18。再往後，現代形態的西方天文學全面植入中土，連中土的「法意」也成為歷史陳跡，當然更不可能證明中法會有多少「潛力」──中醫在西醫大舉進入後，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證明它確實有潛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種天文學在實際運作，恐怕只能說明，眾多古老文明中的傳統天學，還沒有任何一個具有能與西方天文學相頡頏的潛力。
二 「阻撓說」完全不能成立
這裏要討論的「阻撓」，暫時僅限於天文學，即耶穌會士是否曾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乃至阻撓中國人接受近代天文學。至於本文後面的結論能否從「近代天文學」推廣至「近代科學」，茲事體大，非本文所擬論述。
為了方便讀者掌握本文討論的線索，這裏只需簡單列出一個大事年表，就可以看出羅馬教廷對哥白尼學說態度之變化。
1543年，《天體運行論》出版。
1616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訓誡」，警告他不得持有、傳播和捍衛日心說，只許將日心說視為假說，而不能視為真實的理論。《天體運行論》被列入《禁書目錄》。
1633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審判，判處終身監禁，其著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被列入《禁書目錄》。
1728年，布拉德萊（James Bradl 《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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