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发布时间： 2003-9-14 作者：秩名
* 本文曾在「利瑪竇及四百年來之中西文化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01）上報告。
引 言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以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作為打入中國上層社會的手段，以幫助他們的傳教活動。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中，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在中國漫長封建社會中，天文曆法向來被視為王權得以確立的必要條件和象徵1，而耶穌會士恰好獲得了運用他們的天文學知識為明廷修曆的機會。正是通過修曆，耶穌會士得以直接接觸中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並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從而使他們的傳教事業一度站穩了腳跟。
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動機，很多人士作過論述，認為是幫助傳教的一種手段，這基本上可以成為定論。然而，動機與效果並不是一回事。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客觀效果，學者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對立的。雖然有人主張「由於他們的活動形成了中國與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早期接觸」2，因而應該肯定他們的功績，但公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相當少，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很長時期中，人們不大敢談論耶穌會士的功績。而更有影響的則是流行已久的「阻撓說」，其說認為：「正是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阻撓，直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阮元）還在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之間徘徊」3，並進而論定：「近代科學在中國當時未能正式出現，那阻力並不來自中國科學家這方面，而來自西方神學家那方面。」4
本文通過考察有關史料和天文學發展史，重新評價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作用。指出：一、第谷（Tycho Brahe）體系當時比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體系更精確，也比當時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優越，故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選擇這一體系有科學上的理由；二、耶穌會士從未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相反還對哥白尼學說作了介紹和好評；三、第谷體系在客觀上也不會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四、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希巴恰斯（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脈相承，而耶穌會士通過修撰《崇禎曆書》將這種方法介紹給了中國，這是他們最大的歷史功績，這一點以前一直被忽視了。
一 第谷體系在當時不失為先進
耶穌會士湯若望等人在編撰《崇禎曆書》時採用了第谷的宇宙體系而未採用哥白尼的日心說，通常被認為是「阻撓」了中國人接受日心說，因而其心可誅。為此我們有必要先考察第谷體系，看它在當時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然後再進而探討「阻撓說」能否成立。
這裏還需要注意的是，在評價一個歷史對象時，如果籠統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進」或「落後」這類概念，很容易帶來混亂，而無助於問題之討論。因此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第谷體系：
甲 「先進」與否因時間而異
哥白尼之《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發表於1543年，今天我們從歷史角度來評價它，謂之先進，固無問題，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術界，對它是否也作如是觀？而且，當時學者之懷疑哥白尼日心說，並不是沒有科學上的理由。
日心地動之說，早在古希臘時代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終存在著兩條重大反對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駁倒這兩條反對理由。第一條，是觀測不到恆星的周年視差5。這確實是事實。但要駁倒這條反對理由，只有將恆星周年視差觀測出來，而這要到十九世紀才由貝塞爾（Friedrich Wilhelm Bessel）辦到──1838年他公布了對恆星天鵝座61觀測到的周年視差6。第二條理由被用來反對地球自轉，認為如果地球自轉，則垂直上拋物體的落地點應該偏西，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這也要等到十七世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闡明運動相對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向量合成之後才被駁倒。因此在耶穌會士修撰《崇禎曆書》時（1629-34），哥白尼學說並未在理論上獲得勝利。當時歐洲天文學界的大部分人士對這一學說持懷疑態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為和本文論題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對當時歐洲天文學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多年來一些非學術的宣傳品給公眾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似乎當時除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等幾人之外，歐洲就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學家了。又因為羅馬教廷燒死了布魯諾（Giordano Bruno）（其實主要不是因為他宣傳日心說）、審判了伽利略，就將當時的情形簡單化地描述成「神學迫害科學」、「宗教與科學鬥爭」，並進而將當時的許多學術之爭都附會到這種「鬥爭」模式中去7。實際上，當時歐洲還有許多天文學家，其中名聲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這些天文學家、天文學教授組成了當時的歐洲天文學界。其中有不少是教會人士（哥白尼本人也是神職人員），參與在華修曆的耶穌會士如湯若望、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鄧玉函且與伽利略、開普勒皆有很好的私交。伽利略、開普勒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說，固屬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足證其偉大，但這並不能成為當時懷疑日心說的人士「反動」、「腐朽」的證據。
第谷就是日心說的懷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的宇宙新體系（De Mundi, 1588），試圖折衷日心與地心兩家。儘管伽利略、開普勒不贊成其說，但在當時和此後一段時間裏，第谷體系還是獲得了相當一部分天文學家的支持。比如賴默斯（Nicolaus Reymers）的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 1588），其中的宇宙體系幾乎和第谷的一樣，第谷還為此與他產生了發明權之爭。又如丹麥宮廷的「首席數學教授」、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朗高蒙田納斯（Christian Severin Longomontanus）的著作《丹麥天文學》（Astronomia Danica, 1622）也是採用第谷體系的。直到里喬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雄心勃勃的巨著《新至大論》（New Almagest, 1651），仍主張第谷學術優於哥白尼學說。該書封面畫因生動反映了作者這一觀點而流傳甚廣：司天女神正手執天秤衡量第谷與哥白尼體系──天秤的傾斜表明第谷體系更重，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體系則已被委棄於女神腳下。
當時許多歐洲天文學家認為第谷體系足以與哥白尼體系並駕齊驅甚至更為優越，除了上述兩條關於日心說的反對理由之外，是有他們的判斷依據的。他們當時的判斷依據是否和我們今日所用的相同，這一點對於本文的論題至關重要──先前許多討論都是因為忽視了這一點而陷於混亂。
我們今日認為哥白尼體系「先進」，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實情況」這一判據。但是這一判據只有我們今日才能用，因為現在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已經大大超越了前人，我們將今日所知之太陽系情況定義為真實，回頭看前人足跡，誰較接近，則謂之先進。而當時人們對日心還是地心尚在爭論不休，尚未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模型」，如何能使用這條判據？
現代學者喜用的另一個判據，是「簡潔」。但這一判據其實對哥白尼體系並不十分有利。多年來許多普及讀物給人們造成 《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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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3-9-14 作者：秩名
* 本文曾在「利瑪竇及四百年來之中西文化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01）上報告。
引 言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以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作為打入中國上層社會的手段，以幫助他們的傳教活動。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中，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在中國漫長封建社會中，天文曆法向來被視為王權得以確立的必要條件和象徵1，而耶穌會士恰好獲得了運用他們的天文學知識為明廷修曆的機會。正是通過修曆，耶穌會士得以直接接觸中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並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從而使他們的傳教事業一度站穩了腳跟。
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動機，很多人士作過論述，認為是幫助傳教的一種手段，這基本上可以成為定論。然而，動機與效果並不是一回事。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客觀效果，學者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對立的。雖然有人主張「由於他們的活動形成了中國與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早期接觸」2，因而應該肯定他們的功績，但公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相當少，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很長時期中，人們不大敢談論耶穌會士的功績。而更有影響的則是流行已久的「阻撓說」，其說認為：「正是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阻撓，直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阮元）還在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之間徘徊」3，並進而論定：「近代科學在中國當時未能正式出現，那阻力並不來自中國科學家這方面，而來自西方神學家那方面。」4
本文通過考察有關史料和天文學發展史，重新評價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作用。指出：一、第谷（Tycho Brahe）體系當時比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體系更精確，也比當時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優越，故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選擇這一體系有科學上的理由；二、耶穌會士從未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相反還對哥白尼學說作了介紹和好評；三、第谷體系在客觀上也不會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四、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希巴恰斯（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脈相承，而耶穌會士通過修撰《崇禎曆書》將這種方法介紹給了中國，這是他們最大的歷史功績，這一點以前一直被忽視了。
一 第谷體系在當時不失為先進
耶穌會士湯若望等人在編撰《崇禎曆書》時採用了第谷的宇宙體系而未採用哥白尼的日心說，通常被認為是「阻撓」了中國人接受日心說，因而其心可誅。為此我們有必要先考察第谷體系，看它在當時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然後再進而探討「阻撓說」能否成立。
這裏還需要注意的是，在評價一個歷史對象時，如果籠統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進」或「落後」這類概念，很容易帶來混亂，而無助於問題之討論。因此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第谷體系：
甲 「先進」與否因時間而異
哥白尼之《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發表於1543年，今天我們從歷史角度來評價它，謂之先進，固無問題，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術界，對它是否也作如是觀？而且，當時學者之懷疑哥白尼日心說，並不是沒有科學上的理由。
日心地動之說，早在古希臘時代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終存在著兩條重大反對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駁倒這兩條反對理由。第一條，是觀測不到恆星的周年視差5。這確實是事實。但要駁倒這條反對理由，只有將恆星周年視差觀測出來，而這要到十九世紀才由貝塞爾（Friedrich Wilhelm Bessel）辦到──1838年他公布了對恆星天鵝座61觀測到的周年視差6。第二條理由被用來反對地球自轉，認為如果地球自轉，則垂直上拋物體的落地點應該偏西，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這也要等到十七世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闡明運動相對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向量合成之後才被駁倒。因此在耶穌會士修撰《崇禎曆書》時（1629-34），哥白尼學說並未在理論上獲得勝利。當時歐洲天文學界的大部分人士對這一學說持懷疑態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為和本文論題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對當時歐洲天文學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多年來一些非學術的宣傳品給公眾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似乎當時除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等幾人之外，歐洲就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學家了。又因為羅馬教廷燒死了布魯諾（Giordano Bruno）（其實主要不是因為他宣傳日心說）、審判了伽利略，就將當時的情形簡單化地描述成「神學迫害科學」、「宗教與科學鬥爭」，並進而將當時的許多學術之爭都附會到這種「鬥爭」模式中去7。實際上，當時歐洲還有許多天文學家，其中名聲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這些天文學家、天文學教授組成了當時的歐洲天文學界。其中有不少是教會人士（哥白尼本人也是神職人員），參與在華修曆的耶穌會士如湯若望、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鄧玉函且與伽利略、開普勒皆有很好的私交。伽利略、開普勒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說，固屬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足證其偉大，但這並不能成為當時懷疑日心說的人士「反動」、「腐朽」的證據。
第谷就是日心說的懷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的宇宙新體系（De Mundi, 1588），試圖折衷日心與地心兩家。儘管伽利略、開普勒不贊成其說，但在當時和此後一段時間裏，第谷體系還是獲得了相當一部分天文學家的支持。比如賴默斯（Nicolaus Reymers）的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 1588），其中的宇宙體系幾乎和第谷的一樣，第谷還為此與他產生了發明權之爭。又如丹麥宮廷的「首席數學教授」、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朗高蒙田納斯（Christian Severin Longomontanus）的著作《丹麥天文學》（Astronomia Danica, 1622）也是採用第谷體系的。直到里喬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雄心勃勃的巨著《新至大論》（New Almagest, 1651），仍主張第谷學術優於哥白尼學說。該書封面畫因生動反映了作者這一觀點而流傳甚廣：司天女神正手執天秤衡量第谷與哥白尼體系──天秤的傾斜表明第谷體系更重，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體系則已被委棄於女神腳下。
> 乙 「先進」與否因判據而異
當時許多歐洲天文學家認為第谷體系足以與哥白尼體系並駕齊驅甚至更為優越，除了上述兩條關於日心說的反對理由之外，是有他們的判斷依據的。他們當時的判斷依據是否和我們今日所用的相同，這一點對於本文的論題至關重要──先前許多討論都是因為忽視了這一點而陷於混亂。
我們今日認為哥白尼體系「先進」，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實情況」這一判據。但是這一判據只有我們今日才能用，因為現在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已經大大超越了前人，我們將今日所知之太陽系情況定義為真實，回頭看前人足跡，誰較接近，則謂之先進。而當時人們對日心還是地心尚在爭論不休，尚未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模型」，如何能使用這條判據？
現代學者喜用的另一個判據，是「簡潔」。但這一判據其實對哥白尼體系並不十分有利。多年來許多普及讀物給人們造成 《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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